第二百三十八章 特殊的家庭
雨过天晴,一辆崭新的黑色骏马牌皮卡,在一条新建的小公路上疾驰。
这款车是薄寮工业村越南宏盛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,福特进口发动机,自行研发的底盘,外形与福特F系列皮卡完全不同,前面有两排座位,而不是一排,既能坐人,也能拉货,是宏盛公司旗下最为畅销的车型。
以免车厢里的东西被雨淋湿,盖着厚厚一层油布,且用尼龙绳捆得严严实实。
司机对路似乎不是很熟悉,经过一个十字路口,刻意慢下来看指示牌。副驾驶上坐着一个二十多岁、面容姣好的女人,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小男孩。后排座上堆得满满的,全是一些诸如开水瓶、搪瓷盘之类的生活用品。
孩子看什么都新鲜,既不哭也不闹,妈妈目光则有些呆滞,紧紧搂着孩子一声不吭。
这些天杜氏梅像做梦一样,直到现在仍精神恍惚。
20多天前的一个晚上,吃完晚饭把孩子哄睡着,正准备去六伯开会,一帮“伪军”摸进村子,他们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。仓促应战,游击队根本顶不住,队长和指导员刚交火就牺牲了。
身上没枪,家里没可疑的东西,又有乡亲们和儿子做掩护,可以跟以前一样在搜捕中混过去,没想到身份早暴露了,把她们几个县委干部全抓到永绍邑。
申请入党时宣过誓,早做好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思想准备。上过战场,打过好几次伏击。她不怕死。只是舍不得孩子。
就在她以为会被酷刑折磨、会被****甚至被枪毙之时。一个伪军女军官出现在面前,不但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,还把孩子带过来了。
杜氏梅彻底绝望了,生怕她以孩子相威胁。没想到女军官什么都没问,而是把她带出牢房洗澡、吃饭、换衣服、检查身体,然后同几个伪军一起开车把她们母子送到堤岸。
在堤岸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里,又见到几个莫名其妙的人。
让你们受苦了,你们母子俩受惊了。现在安全了,不用怕,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……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,送钱、送衣服、送水果、送零食、送玩具,一个个热情的令人难以置信。
孩子在身边,行动不方便,想跑不敢跑。
忐忑不安的在堤岸呆了三四天,直到他一脸愧疚的出现在面前,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他不是叛徒,而是一个伪装成进步青年混进组织搞破坏的特务。解放区那么多男人,那么多干部。怎么就偏偏嫁给了他?一起生活四五年,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到?
孩子这么大了,并且……并且……他对自己确实是真心的。
解放区条件艰苦、物资匮乏,有好吃的都先紧着她,后来有了孩子就先紧孩子。只要他在家,所有活儿全他干,不用她动手,不像其他男同志那么大男子主义。
一日夫妻百日恩,过去的种种总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浮现,对他是又爱又恨,想跟他恩断义绝、划清界限,却迟迟下了不这个决心。
任务完成,身份暴露,方乐先不用再执行潜伏任务。由于妻子的关系,同样不能像阮春道一样继续干老本行。
鉴于为潜伏期间所作出的贡献,除了补发这么多年薪水之外,总部额外奖励一笔50万皮阿斯特的奖金和一辆汽车。
至于今后怎么办,总部给了几个选择。
可以帮他们一家移民香港或新加坡,且安排一份薪水不低的工作。可以出学费让他去富国岛工业大学或工业村社区学院深造,学点东西、拿个学位,将来创业或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
香港和新加坡人生地不熟,连语言都不通,妻子和孩子不会习惯。
上大学更不用想,一是潜伏这么多年,中学学的那些东西全还给老师了,直接念大学肯定跟不上。二来不仅妻子思想工作没做通,需要时间来陪。而且还有一件事她依然蒙在鼓里,需要想办法让她慢慢接受。
她一直接以为自己是越南人,其实不是,连之前用的名字都假的。
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,扶着方向盘故作轻松地说:“氏萍,肚子饿不饿,快到家了,再坚持一下。”
“爸爸,我饿!”
妻子一声不吭,儿子倒来了劲,方乐先放缓车速,伸手从后排摸出一袋饼干,慢声细语地笑道:“小安乖,慢慢吃,别噎着。”
孩子绝对是维系关系的纽带,杜氏梅一连深吸了几口气,俯身拿出一瓶汽水:“这儿有水,吃一片喝一口。”
执行潜伏任务,整天担惊受怕。
方乐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,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,所以主动要求总部把他安置到风景优美,宛如世外桃源的芒山村。
这是一个天主教村庄,村民大多是1954年从北越迁过来的,全村2000多人,以种水稻和搞养殖为生。像这么不起眼的小村庄,之所以能够通公路,与邻近的侬人安置村有很大关系。
周围治安很好,从迪石到这儿只看见两辆军车巡逻。
快到村口时,远远就能看见有两个背步枪的天主教民兵,方乐先松开油门,缓缓滑行到二人面前,刚摇下车窗,一个民兵就咧嘴笑问道:“高校长是吧,村长、神父和张医生等您半天了。”
白玉高是潜伏时用的名字,估计还要继续用一段时间。
芒山村小学第一任校长是他的新工作,省里拨款兴建的校舍刚刚落成。在此之前,村里孩子一直是神父在教,上课地方一直是教堂。
诊所是去年刚设立的。来前蒯先生介绍过。民兵口中的张医生是会安华人。岘港工业村社区学院医务培训班六期生,在堤岸崇正医院实习过一年。像张医生这样只能看看小病的“二把刀”有很多,而且全在农村工作,富国岛工业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一般进大医院,不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。
跟所有地方一样,人们对老师很尊敬。
正准备掏证件让民兵检查一下,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纷纷扔下农具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,等候已久的孩子们更是嬉笑着朝这边飞奔。转眼间就把皮卡围得水泄不通。
“高校长,没吃饭吧,我这有粽子。”
“吃鸡蛋,我这儿有煮鸡蛋!”
“高校长,这是您儿子,城里孩子就是不一样,穿得真好看。”
“乡亲们好,同学们好。”
方乐先推开车门,一边给热情无比的众人点头打招呼,一边微笑着介绍道:“我妻子阮氏梅。直接叫阿梅。我儿子玉安,小名安安。你们太客气了,搞得我都不好意思。”
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看出阮氏梅似乎有些萎靡不振,忍不住问:“高校长,阿梅是不是哪儿不舒服,要是不舒服,去诊所让张医生看看。”
“晕车,她有点晕车,休息一下就好。”
校长和村长、神父、医生一样是全村最受尊敬的人,站岗的民兵岂能让他们把校长堵在村口,拍了拍手道:“让一让,把路让开。还有粽子,拿一边去,饭菜早准备好了,村长和神父就等着给高校长接风。”
跟随在前面小跑着带路的民兵把车开进村内,迎接的人更多。
村长矮矮瘦瘦,50多岁,光着脚丫子,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,别着一把美式手枪。神父40多岁,没穿黑色袍子,只在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,对于校长一家的到来,二位德高望重人士表示出极大欢迎。拉着正跟一梳着大辫子村姑打情骂俏的张医生,热情无比地把他们一家请进村部吃饭。
米酒不知道喝了多少碗,车上行李和生活日用品怎么搬进学校宿舍的都不知道。
一觉醒来太阳已快落山,妻子坐在书桌前发呆,儿子好像在外面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,嬉笑打闹,好不热闹。
“他们真能喝,一碗接着一碗,哎呀,这么多年没喝醉过,头疼,难受。”
杜氏梅转过身,冷冷地说:“没喝醉过,在解放区你敢喝吗?”
喝醉了就会说糊话,一旦说漏点什么,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,潜伏期间真不敢喝,那些年几乎滴酒不沾。
方乐先挠了挠头,一脸尴尬地说:“阿梅,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不要再提好不好,我们重新开始。”
“阿寿死了,阿清死了,四伯死了,六伯死了……喝过我们喜酒的人全死了。天天梦见他们,你让我怎么重新开始?”
杜氏梅情绪激动,说着说着泪流满面。
你死我活,干这一行就是这样,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,紧握着妻子手道:“阿梅,战争就是这么残酷,站在他们立场上,他们没错。站在我的立场上,我一样没错。”
“你有什么立场,你特务,你是叛徒!”
又来了,被外人听见多不好。
方乐先关上房门,紧盯着她双眼问:“奉哥怎么死的,被自己人活埋的,死那么惨,就因为他爷爷、他父亲省吃俭用给他留下四十几亩地。他是你表哥,你是他看着长大的,直到我俩认识他还在不断接济你们家。
他是坏人吗,他是敌人吗,不是!他不但什么坏事都没做过,而且不止一次给越盟提供过帮助,甚至救过区委书记陈文江的命。该交的公粮一斤不少,要钱的时候你们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,可结果呢?”
表哥死得冤,解放区搞土改像表哥一样被杀的人成千上百。杜氏梅心如刀绞,坐在凳子上一个劲流泪。
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,接着道:“你问我立场是什么,我的立场就是让所有人像外面那些村民一样能够过上太平日子。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抓,更不用担心凭辛勤劳动赚到点钱却成为被镇压的对象。”
杜氏梅毫无底气地哽咽道:“那是……那是下面人执行时出现偏差,纠正之后就没发生过。”
“偏差。人命关天。一句偏差就完了?”
派遣到南解内部执行潜伏任务的人。大多与越盟有着血海深仇。方乐先同样如此,他紧搂着妻子,吟着眼泪道:“我从来没跟你说过,其实在认识你之前,我的家人全死在越盟手上。”
杜氏梅一愣,鬼使神差地问:“为什么?”
“我家原来是在河内开餐馆的,父亲掌勺,母亲负责招呼客人。虽然地方很小,只放得下四张桌子,客人一多只能坐外面,但我家饭菜味道好,生意一直都不错,不仅衣食无忧,而且能供我念书。
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客人,他们坐在门边的桌子上吃饭。我家餐馆位置不算好,去吃饭的大多是常客。我母亲话比较多,总喜欢跟客人攀谈。那天没什么事,他们吃完就走了。
过了几天。他们又来了,我母亲又跟他们拉家常,我爸看她聊得正起劲,干脆自己上菜。我母亲没注意背后有人,一不小心碰到我父亲,菜洒了,洒了一个客人一身,帮他们擦油渍的时候,我父亲和我母亲发现他们身上有枪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又过来几天,我从外面回来,居然发现他俩全倒在店里,全是血,凶手用的是刀,身上好多伤口……后来,后来才知道,发现他们身上有枪那天下午,我父亲因为我工作的事,去找一个街坊帮过忙,而那位街坊的儿子就在警察局上班。
恰恰在那天晚上,去店里吃饭的人中有两个被警察抓了,证实他们是越盟,没过几天就被法国人枪毙了。跑掉的那个认为是我父母告的密,于是……于是就痛下杀手。”
原来公公婆婆是这么死的,杜氏梅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用蚊子般地声音问: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?”
“那个凶手后来也被抓了,他主动交代的,说动手的不止他一个,是他们的组织实施的报复。”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”
方乐先一边帮她擦拭着泪水,一边凝重地说:“不关你的事,之所以说这些,只是想告诉你,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或许没错,但总得来说他们确实错了,而且错得很厉害。革命为什么,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。
芒山村的乡亲们过得怎么样你也看到了,家家有地,个个能吃饱饭,养鸡养鸭养猪搞副业有不错的收入,孩子有书念,生病有地方看,没那么多苛捐杂税,不用交什么公粮,不用提心吊胆,生活比解放区农民好多了,而这样的村子在下六省很普遍。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,非要去折腾?”
“这里没苛捐杂税,西宁有。这里不抓壮丁,西宁抓。”
“那你有没有想过,西宁55、56、57那几年为什么没太多苛捐杂税,为什么不抓壮丁,老百姓为什么能安居乐业?”
方乐先反问了一句,拉着她循循善诱地继续道:“原因很简单,北越要推翻西贡政府,所以派人过去发展组织拉队伍、搞土改、伏击国-军。一个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,一个为了维持其统治,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。
再说苛捐杂税,南解收得比国-军少吗?至于抓壮丁,南解一样抓,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动员蛊惑,连十来岁大的孩子都不放过,很难说谁对谁错,谁是正义谁是不正义的。”
“我们是为国家统一,民族独立。”
妻子“中毒”太深,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,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,耐心劝说道:“阿梅,国家统不统一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,南北社-会-制度不同,生活方式不同,喜欢苏俄那种生活方式的去北边,喜欢自由的来南边,像1954年那样按照各自意愿来多好,为什么非要凑到一块去?
至于民族独立,法国人早走了,美国人也看不上这地方,之所以过来完全是为了抵御苏俄阵营扩张。
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,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,有本事比经济,比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去北越学习过,那边农民过得比南方好吗,没有了,别说没法跟芒山村比,连解放区农民都不如,前几年甚至还饿死人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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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款车是薄寮工业村越南宏盛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,福特进口发动机,自行研发的底盘,外形与福特F系列皮卡完全不同,前面有两排座位,而不是一排,既能坐人,也能拉货,是宏盛公司旗下最为畅销的车型。
以免车厢里的东西被雨淋湿,盖着厚厚一层油布,且用尼龙绳捆得严严实实。
司机对路似乎不是很熟悉,经过一个十字路口,刻意慢下来看指示牌。副驾驶上坐着一个二十多岁、面容姣好的女人,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小男孩。后排座上堆得满满的,全是一些诸如开水瓶、搪瓷盘之类的生活用品。
孩子看什么都新鲜,既不哭也不闹,妈妈目光则有些呆滞,紧紧搂着孩子一声不吭。
这些天杜氏梅像做梦一样,直到现在仍精神恍惚。
20多天前的一个晚上,吃完晚饭把孩子哄睡着,正准备去六伯开会,一帮“伪军”摸进村子,他们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。仓促应战,游击队根本顶不住,队长和指导员刚交火就牺牲了。
身上没枪,家里没可疑的东西,又有乡亲们和儿子做掩护,可以跟以前一样在搜捕中混过去,没想到身份早暴露了,把她们几个县委干部全抓到永绍邑。
申请入党时宣过誓,早做好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思想准备。上过战场,打过好几次伏击。她不怕死。只是舍不得孩子。
就在她以为会被酷刑折磨、会被****甚至被枪毙之时。一个伪军女军官出现在面前,不但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,还把孩子带过来了。
杜氏梅彻底绝望了,生怕她以孩子相威胁。没想到女军官什么都没问,而是把她带出牢房洗澡、吃饭、换衣服、检查身体,然后同几个伪军一起开车把她们母子送到堤岸。
在堤岸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里,又见到几个莫名其妙的人。
让你们受苦了,你们母子俩受惊了。现在安全了,不用怕,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……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,送钱、送衣服、送水果、送零食、送玩具,一个个热情的令人难以置信。
孩子在身边,行动不方便,想跑不敢跑。
忐忑不安的在堤岸呆了三四天,直到他一脸愧疚的出现在面前,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他不是叛徒,而是一个伪装成进步青年混进组织搞破坏的特务。解放区那么多男人,那么多干部。怎么就偏偏嫁给了他?一起生活四五年,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到?
孩子这么大了,并且……并且……他对自己确实是真心的。
解放区条件艰苦、物资匮乏,有好吃的都先紧着她,后来有了孩子就先紧孩子。只要他在家,所有活儿全他干,不用她动手,不像其他男同志那么大男子主义。
一日夫妻百日恩,过去的种种总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浮现,对他是又爱又恨,想跟他恩断义绝、划清界限,却迟迟下了不这个决心。
任务完成,身份暴露,方乐先不用再执行潜伏任务。由于妻子的关系,同样不能像阮春道一样继续干老本行。
鉴于为潜伏期间所作出的贡献,除了补发这么多年薪水之外,总部额外奖励一笔50万皮阿斯特的奖金和一辆汽车。
至于今后怎么办,总部给了几个选择。
可以帮他们一家移民香港或新加坡,且安排一份薪水不低的工作。可以出学费让他去富国岛工业大学或工业村社区学院深造,学点东西、拿个学位,将来创业或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
香港和新加坡人生地不熟,连语言都不通,妻子和孩子不会习惯。
上大学更不用想,一是潜伏这么多年,中学学的那些东西全还给老师了,直接念大学肯定跟不上。二来不仅妻子思想工作没做通,需要时间来陪。而且还有一件事她依然蒙在鼓里,需要想办法让她慢慢接受。
她一直接以为自己是越南人,其实不是,连之前用的名字都假的。
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,扶着方向盘故作轻松地说:“氏萍,肚子饿不饿,快到家了,再坚持一下。”
“爸爸,我饿!”
妻子一声不吭,儿子倒来了劲,方乐先放缓车速,伸手从后排摸出一袋饼干,慢声细语地笑道:“小安乖,慢慢吃,别噎着。”
孩子绝对是维系关系的纽带,杜氏梅一连深吸了几口气,俯身拿出一瓶汽水:“这儿有水,吃一片喝一口。”
执行潜伏任务,整天担惊受怕。
方乐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,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,所以主动要求总部把他安置到风景优美,宛如世外桃源的芒山村。
这是一个天主教村庄,村民大多是1954年从北越迁过来的,全村2000多人,以种水稻和搞养殖为生。像这么不起眼的小村庄,之所以能够通公路,与邻近的侬人安置村有很大关系。
周围治安很好,从迪石到这儿只看见两辆军车巡逻。
快到村口时,远远就能看见有两个背步枪的天主教民兵,方乐先松开油门,缓缓滑行到二人面前,刚摇下车窗,一个民兵就咧嘴笑问道:“高校长是吧,村长、神父和张医生等您半天了。”
白玉高是潜伏时用的名字,估计还要继续用一段时间。
芒山村小学第一任校长是他的新工作,省里拨款兴建的校舍刚刚落成。在此之前,村里孩子一直是神父在教,上课地方一直是教堂。
诊所是去年刚设立的。来前蒯先生介绍过。民兵口中的张医生是会安华人。岘港工业村社区学院医务培训班六期生,在堤岸崇正医院实习过一年。像张医生这样只能看看小病的“二把刀”有很多,而且全在农村工作,富国岛工业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一般进大医院,不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。
跟所有地方一样,人们对老师很尊敬。
正准备掏证件让民兵检查一下,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纷纷扔下农具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,等候已久的孩子们更是嬉笑着朝这边飞奔。转眼间就把皮卡围得水泄不通。
“高校长,没吃饭吧,我这有粽子。”
“吃鸡蛋,我这儿有煮鸡蛋!”
“高校长,这是您儿子,城里孩子就是不一样,穿得真好看。”
“乡亲们好,同学们好。”
方乐先推开车门,一边给热情无比的众人点头打招呼,一边微笑着介绍道:“我妻子阮氏梅。直接叫阿梅。我儿子玉安,小名安安。你们太客气了,搞得我都不好意思。”
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看出阮氏梅似乎有些萎靡不振,忍不住问:“高校长,阿梅是不是哪儿不舒服,要是不舒服,去诊所让张医生看看。”
“晕车,她有点晕车,休息一下就好。”
校长和村长、神父、医生一样是全村最受尊敬的人,站岗的民兵岂能让他们把校长堵在村口,拍了拍手道:“让一让,把路让开。还有粽子,拿一边去,饭菜早准备好了,村长和神父就等着给高校长接风。”
跟随在前面小跑着带路的民兵把车开进村内,迎接的人更多。
村长矮矮瘦瘦,50多岁,光着脚丫子,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,别着一把美式手枪。神父40多岁,没穿黑色袍子,只在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,对于校长一家的到来,二位德高望重人士表示出极大欢迎。拉着正跟一梳着大辫子村姑打情骂俏的张医生,热情无比地把他们一家请进村部吃饭。
米酒不知道喝了多少碗,车上行李和生活日用品怎么搬进学校宿舍的都不知道。
一觉醒来太阳已快落山,妻子坐在书桌前发呆,儿子好像在外面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,嬉笑打闹,好不热闹。
“他们真能喝,一碗接着一碗,哎呀,这么多年没喝醉过,头疼,难受。”
杜氏梅转过身,冷冷地说:“没喝醉过,在解放区你敢喝吗?”
喝醉了就会说糊话,一旦说漏点什么,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,潜伏期间真不敢喝,那些年几乎滴酒不沾。
方乐先挠了挠头,一脸尴尬地说:“阿梅,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不要再提好不好,我们重新开始。”
“阿寿死了,阿清死了,四伯死了,六伯死了……喝过我们喜酒的人全死了。天天梦见他们,你让我怎么重新开始?”
杜氏梅情绪激动,说着说着泪流满面。
你死我活,干这一行就是这样,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,紧握着妻子手道:“阿梅,战争就是这么残酷,站在他们立场上,他们没错。站在我的立场上,我一样没错。”
“你有什么立场,你特务,你是叛徒!”
又来了,被外人听见多不好。
方乐先关上房门,紧盯着她双眼问:“奉哥怎么死的,被自己人活埋的,死那么惨,就因为他爷爷、他父亲省吃俭用给他留下四十几亩地。他是你表哥,你是他看着长大的,直到我俩认识他还在不断接济你们家。
他是坏人吗,他是敌人吗,不是!他不但什么坏事都没做过,而且不止一次给越盟提供过帮助,甚至救过区委书记陈文江的命。该交的公粮一斤不少,要钱的时候你们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,可结果呢?”
表哥死得冤,解放区搞土改像表哥一样被杀的人成千上百。杜氏梅心如刀绞,坐在凳子上一个劲流泪。
方乐先深吸了一口气,接着道:“你问我立场是什么,我的立场就是让所有人像外面那些村民一样能够过上太平日子。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抓,更不用担心凭辛勤劳动赚到点钱却成为被镇压的对象。”
杜氏梅毫无底气地哽咽道:“那是……那是下面人执行时出现偏差,纠正之后就没发生过。”
“偏差。人命关天。一句偏差就完了?”
派遣到南解内部执行潜伏任务的人。大多与越盟有着血海深仇。方乐先同样如此,他紧搂着妻子,吟着眼泪道:“我从来没跟你说过,其实在认识你之前,我的家人全死在越盟手上。”
杜氏梅一愣,鬼使神差地问:“为什么?”
“我家原来是在河内开餐馆的,父亲掌勺,母亲负责招呼客人。虽然地方很小,只放得下四张桌子,客人一多只能坐外面,但我家饭菜味道好,生意一直都不错,不仅衣食无忧,而且能供我念书。
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客人,他们坐在门边的桌子上吃饭。我家餐馆位置不算好,去吃饭的大多是常客。我母亲话比较多,总喜欢跟客人攀谈。那天没什么事,他们吃完就走了。
过了几天。他们又来了,我母亲又跟他们拉家常,我爸看她聊得正起劲,干脆自己上菜。我母亲没注意背后有人,一不小心碰到我父亲,菜洒了,洒了一个客人一身,帮他们擦油渍的时候,我父亲和我母亲发现他们身上有枪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又过来几天,我从外面回来,居然发现他俩全倒在店里,全是血,凶手用的是刀,身上好多伤口……后来,后来才知道,发现他们身上有枪那天下午,我父亲因为我工作的事,去找一个街坊帮过忙,而那位街坊的儿子就在警察局上班。
恰恰在那天晚上,去店里吃饭的人中有两个被警察抓了,证实他们是越盟,没过几天就被法国人枪毙了。跑掉的那个认为是我父母告的密,于是……于是就痛下杀手。”
原来公公婆婆是这么死的,杜氏梅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用蚊子般地声音问: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?”
“那个凶手后来也被抓了,他主动交代的,说动手的不止他一个,是他们的组织实施的报复。”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”
方乐先一边帮她擦拭着泪水,一边凝重地说:“不关你的事,之所以说这些,只是想告诉你,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或许没错,但总得来说他们确实错了,而且错得很厉害。革命为什么,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。
芒山村的乡亲们过得怎么样你也看到了,家家有地,个个能吃饱饭,养鸡养鸭养猪搞副业有不错的收入,孩子有书念,生病有地方看,没那么多苛捐杂税,不用交什么公粮,不用提心吊胆,生活比解放区农民好多了,而这样的村子在下六省很普遍。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,非要去折腾?”
“这里没苛捐杂税,西宁有。这里不抓壮丁,西宁抓。”
“那你有没有想过,西宁55、56、57那几年为什么没太多苛捐杂税,为什么不抓壮丁,老百姓为什么能安居乐业?”
方乐先反问了一句,拉着她循循善诱地继续道:“原因很简单,北越要推翻西贡政府,所以派人过去发展组织拉队伍、搞土改、伏击国-军。一个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,一个为了维持其统治,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。
再说苛捐杂税,南解收得比国-军少吗?至于抓壮丁,南解一样抓,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动员蛊惑,连十来岁大的孩子都不放过,很难说谁对谁错,谁是正义谁是不正义的。”
“我们是为国家统一,民族独立。”
妻子“中毒”太深,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,方乐先暗叹了一口气,耐心劝说道:“阿梅,国家统不统一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,南北社-会-制度不同,生活方式不同,喜欢苏俄那种生活方式的去北边,喜欢自由的来南边,像1954年那样按照各自意愿来多好,为什么非要凑到一块去?
至于民族独立,法国人早走了,美国人也看不上这地方,之所以过来完全是为了抵御苏俄阵营扩张。
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,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,有本事比经济,比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去北越学习过,那边农民过得比南方好吗,没有了,别说没法跟芒山村比,连解放区农民都不如,前几年甚至还饿死人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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