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 安庆(三十八)
第十章安庆(三十八)
二月八日,大年夜,寒风呼啸,滴水成冰,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麻埠镇里,早早就是一派过年的气氛,连同四十八军这些异乡异客,也早早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从桂南大战中脱身出来,莫敌才发现,门口的红灯笼早已点亮,远近街巷不时传来几声鞭炮,已经是大年夜了。莫敌的大年夜是在警卫连跟着覃国升和弟兄们一起度过的,大家都是异乡异客,坐在一起共谋一醉,不至于太过伤情。麻埠两个平时玩得好的朋友,李柏成要跟他的炮兵团一起扯大炮,韦永成要跟他的政治部一起喊口号,相对莫敌这里,情报已经全部明朗化,反而变得比较清闲,除了喝酒吃肉,还是吃肉喝酒。
进入民国二十九年(一九四零年),抗战局势又是一变,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在元旦发表元旦社论:抗战以来,日军死伤近150万人。顶住了日军的战略进攻,在民国二十八年,日军没有取得战略进展,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退步,比如五月的鄂北会战,比如十月的长沙会战。总的而言,民国二十八年,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局部的胜利,前景光明,胜利可期。南京的汪精卫也不甘寂寞,紧跟在重庆的元旦社论之后就通电全国,决定从事“局部和平”的伟大事业,让中国早一天从战争的泥坑中脱身,投降嘴脸暴露无遗。蒋介石为发表“告全国军民书”,及“告友邦人士书”,决定加倍努力驱逐日寇,并盼友邦速予制裁。全国各地,群情激愤,在临近春节前,进行了各种集会和抗议活动,远在陕北的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民众“讨汪”大会。*在会上发表了《团结一切抗日力量,反对*顽固派》的演说,声讨和抨击与汪派里应外合的顽固派的*行径,并为大会起草了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》的通电,通电内容:一曰全国讨汪,二曰加紧团结,三曰厉行宪政,四曰制止磨擦,五曰保护青年,六曰援助前线,七曰取缔特务机关,八曰取缔贪官污吏,九曰实行《总理遗嘱》,十曰实行三民主义。认为:“凡此十端,皆救国之大计,抗日之要图。当此敌人谋我愈急,汪逆极端猖獗之时,心所谓危,不敢不告。倘蒙采纳施行,抗战幸甚,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。迫切陈词,愿闻明教。”
至于桂南,已是旧闻。昆仑关大战,已成过往,称胜后败,乏善可陈。如果说战场上还有什么新闻,就是日军在肖山登陆,准备向浙东进攻。这个消息并非中央军委会宣传部通告,而是浙西的徐乐与黄光化(黄天化到浙西后恢复旧名黄光化)给莫敌的贺年电报中随便提及。浙西方面有了黄光化,徐乐可谓如虎添翼,又有黄绍竑为后台,一举超越了黄八妹,成了浙西地方武装第一把交椅。这大半年,将谢升标之“苏浙皖三省边区抗日游击队”,杨树先之“抗敌义勇军”,郭竟志之“东南抗日义勇军”一一收拢,组成以徐乐为司令的浙西警备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,所辖将士已经多达万人,所辖区域也从临安发展到桐庐、淳安、遂安。
农历八月十五,两人应浙江省主席之命来到金华,与黄绍竑共度佳节。黄光化因为通共而被迫离开皖西的遭遇,让黄绍竑捧腹大笑不已,对黄光化说,到了浙江就不要再理这些,本人就是最大的赤化人物。黄绍竑自去民国二十六年从山西作战回来,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,善于游击战,打仗勇敢,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、动员民众,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,是出了名的红半边。他告诉黄光化,值此民族存亡之际,谁还将党派的利益凌架于民族利益之上,谁就是民族的罪人。
除了浙江的徐乐、明光的徐平,还能够采用电报方式给莫敌贺年的,就只有宁明的陈正信和灵山的赵国龙了。
陈正信的电报很简单,随着桂南战场的进展,左江的日军也兴奋了许多,他们不过年,过元旦,叫大晦日,元旦那天,他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南宁吃瘪,他们一个个也像被阉割的鸡一样兴奋不起来,春节,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宾阳取得了突前的胜利,因此也兴奋了起来,一反常态的过起了春节。他们在越南打劫了大量的特产和女人,闹得乌乎哀哉,鬼哭狼嚎。既然他们目标是越南,不去折腾国内的百姓,陈正信的恨意少了许多,也不愿意擅动刀兵,为当地百姓带来灾难,仍然是默默的监视而已。不过,他对日军的评价有所改变,在安徽时,在他眼里的日军都不怎么样,但是在这里,对日军的观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,最重要的就是一点,日军居然极守军纪,除了在凭祥与边防部队有过一次交手,进而对凭祥有过一次侵犯之外,在其它地区,基本上都能做到秋毫无犯。莫敌回电告诉陈正信,不是日本人变好了,而是他们心虚害怕,孤军深入,不敢得罪当地人,否则,群起而攻之,四千多人能有多大的杀头。莫敌认为陈正信做得很对,不要打草惊蛇,认真的观察日本人将如何进入越南,为了进入越南,他们不惜在桂南扔下了数千条尸体,代价不小。因此,进入越南对于日本人来说,一定是一个极具诱惑力旋钮,一个可以舍弃数千将士生命的巨大目标。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,一定很有意思,让陈正信不要错过。
给赵国龙的回电就不一样了,很简洁:“敌后对峙,贵在游击,可仿孙猴入铁扇公主之腹,主动出击,于钦廉一地大闹天宫。”
日军占领宾阳后,邕钦一边的东路军也全面退却,赵国龙的新19师也随着第三纵队撤到了灵山檀圩一带休整。拿到回电,赵国龙立即明白了莫敌的用意,与莫敌的526团相比,自己所在的新19师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会主动作战。新19师的师长秦靖少将,赵国龙曾经有过一面之交,那还是一年多前,赵国龙跟着莫敌,配合31军渡过淮过进入津浦路时。当时的秦靖,是张光玮174师手下520旅旅长,为人冲动,心胸狭隘,且自以为是。徐埠大战后,31军返桂休整,秦靖少将得廖磊提携,出任175师副师长,之后接替莫树杰担任175师师长,再转任新19师师长。赵国龙还记得,当时,因为不听莫敌的话,秦靖跟着张光玮走断了腿,做了一堆的无用功。当年自己还是莫敌手下的警卫连长,没有与秦靖打过照面,但是,听到过他对莫敌的冷嘲热讽,认为他心中对莫敌是有看法的。因此,赵国龙对这位师长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,有事先找副师长阚维雍,在师部会议上,从不太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46军下辖三个师,170师在南宁守卫战中被打残,在之后的二塘作战和高峰隘作战中也有所伤损,之后随周祖晃成立第一纵队,一直不能归建。何宣的第三纵队,就只剩下175师和新19师。之前在与台湾混成旅团作战中,新19师表现良好,在之后对近卫旅团的拦截中,175师立下了战功。两次作战,让军长何宣得了一次大功,但是对于下面来说,得到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员严重。二月八日大过年,人人都要发饷钱,经统计,新19师能够能领饷钱的只余下三千二百一十六人。这些人的作战能力也很让人担忧,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一直不停的作战,中途有补充却没有休整,兵疲将惫,一身发臭,浑身是疮,按照56团阳丽天团长的说法就是裤裆里的短裤都要发霉了!
过了一个清淡的年,虽然没有吃到什么大菜,可总算有了几天空闲日子,把发霉的短裤都洗了,整个部队清爽了许多。二月的桂南,只要不是下雨的日子,就会让人有初夏的感觉,蓝天如洗,太阳火辣辣的,让人变成慵懒不堪。
不管有没有钱,一级给一级拜年,赵国龙是参谋长,也跟着师长副师长去给灵山的何宣和蔡廷锴拜年,一来一回,又是几天,虽然没有得到红包,也能混个脸熟。在应酬中,赵国龙发现,四十六军军长何宣对新19师师长秦靖不是很热情,却对副师长阚维雍很不错,问了问警卫营的老兵,才知道师长是陆川人,一直来走的都是廖磊的路子,现在廖大将军已经过世,整个陆川帮都有点不太好过。副师长阚维雍就不同,他一出道,就在李长官身边任参谋,只认一个李宗仁,在广西,也算是可以通天的人物。反观自己,什么都不是,行伍出身,跟自己的老大莫敌一样,在中央军校读了一半,就被弄出校园填补空营,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拿到毕业证,如果拿不到毕业证,那就是下一个莫老大。
过了初六人日,算是过完了年,赵国龙找到了副师长阚维雍。
阚维雍是位典型的儒将,清秀的五官,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,一开口,浓浓的柳州腔,性格很好,平时都是一脸的浅笑。他与赵国龙的关系不错,首先是因为赵国龙是他一手招来,第二是他对平乐有比较深的感情,他的少年时代曾随担任平乐县税务局局长的父亲在平乐生活。在父亲的教育下,他秉承“不为良相即为良医”的儒家教条,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,先毕业于广州医科学校。毕业时,正值五四运动,深感军阀混战,割据为雄,文冠儒弱,国是日非,更应拿起刀枪,为唤醒民族而战。于是投笔从戎,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,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,一毕业,就被李宗仁录用为军部机要参谋。
听完赵国龙的提议,阚维雍问了几个问题:第一、在桂南邕钦路一带展开游击作战的具体做法。第二、小部队的管理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逃兵,非战斗减员怎样解决。第三、游击作战的物资和军备如何保障。第四、如何才能激起士兵的作战积极性,把要我作战变成我要作战。
听了阚维雍的几个问题,赵国龙的脸立即垮了下来,在他看来,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,第一是他来到新19师后,把张树雄的营级便衣队全部换装,换成全日械,在这几次作战中,缴获的日械完全可以支撑该营进行几次小规模的作战。第二是对邕钦一线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了解,认为,这个地方是个十分适合小部队作战的地形,小低山地高丘陵,道路曲折崎岖,游击作战容易奏效。第三是广西本土作战,后勤容易解决。第四是南宁日军的补给完全依赖邕钦公路,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可乘之机。第五是自己在八十四军参加过大量的游击作战,有一定的经验。但是阚维雍说的一个问题很尖锐,他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,在526旅,在526团,人数只会越打越多,从来没有出过逃兵,原来,在其它部队,逃兵竟然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。
阚维雍没有否定赵国龙的建议,他知道,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,接下来,一定会在桂南进行游击作战,迟作准备不如早作准备。但是毕竟自己只是副师长,不敢擅自作主,拉着赵国龙找到师长秦靖,由秦靖拍板。秦靖听完阚维雍的话,翻了翻白眼,态度很简单:不要做上峰没有安排的事。至于是否可以游击作战,他去向军座何宣长官请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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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八日,大年夜,寒风呼啸,滴水成冰,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麻埠镇里,早早就是一派过年的气氛,连同四十八军这些异乡异客,也早早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从桂南大战中脱身出来,莫敌才发现,门口的红灯笼早已点亮,远近街巷不时传来几声鞭炮,已经是大年夜了。莫敌的大年夜是在警卫连跟着覃国升和弟兄们一起度过的,大家都是异乡异客,坐在一起共谋一醉,不至于太过伤情。麻埠两个平时玩得好的朋友,李柏成要跟他的炮兵团一起扯大炮,韦永成要跟他的政治部一起喊口号,相对莫敌这里,情报已经全部明朗化,反而变得比较清闲,除了喝酒吃肉,还是吃肉喝酒。
进入民国二十九年(一九四零年),抗战局势又是一变,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在元旦发表元旦社论:抗战以来,日军死伤近150万人。顶住了日军的战略进攻,在民国二十八年,日军没有取得战略进展,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退步,比如五月的鄂北会战,比如十月的长沙会战。总的而言,民国二十八年,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局部的胜利,前景光明,胜利可期。南京的汪精卫也不甘寂寞,紧跟在重庆的元旦社论之后就通电全国,决定从事“局部和平”的伟大事业,让中国早一天从战争的泥坑中脱身,投降嘴脸暴露无遗。蒋介石为发表“告全国军民书”,及“告友邦人士书”,决定加倍努力驱逐日寇,并盼友邦速予制裁。全国各地,群情激愤,在临近春节前,进行了各种集会和抗议活动,远在陕北的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民众“讨汪”大会。*在会上发表了《团结一切抗日力量,反对*顽固派》的演说,声讨和抨击与汪派里应外合的顽固派的*行径,并为大会起草了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》的通电,通电内容:一曰全国讨汪,二曰加紧团结,三曰厉行宪政,四曰制止磨擦,五曰保护青年,六曰援助前线,七曰取缔特务机关,八曰取缔贪官污吏,九曰实行《总理遗嘱》,十曰实行三民主义。认为:“凡此十端,皆救国之大计,抗日之要图。当此敌人谋我愈急,汪逆极端猖獗之时,心所谓危,不敢不告。倘蒙采纳施行,抗战幸甚,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。迫切陈词,愿闻明教。”
至于桂南,已是旧闻。昆仑关大战,已成过往,称胜后败,乏善可陈。如果说战场上还有什么新闻,就是日军在肖山登陆,准备向浙东进攻。这个消息并非中央军委会宣传部通告,而是浙西的徐乐与黄光化(黄天化到浙西后恢复旧名黄光化)给莫敌的贺年电报中随便提及。浙西方面有了黄光化,徐乐可谓如虎添翼,又有黄绍竑为后台,一举超越了黄八妹,成了浙西地方武装第一把交椅。这大半年,将谢升标之“苏浙皖三省边区抗日游击队”,杨树先之“抗敌义勇军”,郭竟志之“东南抗日义勇军”一一收拢,组成以徐乐为司令的浙西警备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,所辖将士已经多达万人,所辖区域也从临安发展到桐庐、淳安、遂安。
农历八月十五,两人应浙江省主席之命来到金华,与黄绍竑共度佳节。黄光化因为通共而被迫离开皖西的遭遇,让黄绍竑捧腹大笑不已,对黄光化说,到了浙江就不要再理这些,本人就是最大的赤化人物。黄绍竑自去民国二十六年从山西作战回来,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,善于游击战,打仗勇敢,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、动员民众,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,是出了名的红半边。他告诉黄光化,值此民族存亡之际,谁还将党派的利益凌架于民族利益之上,谁就是民族的罪人。
除了浙江的徐乐、明光的徐平,还能够采用电报方式给莫敌贺年的,就只有宁明的陈正信和灵山的赵国龙了。
陈正信的电报很简单,随着桂南战场的进展,左江的日军也兴奋了许多,他们不过年,过元旦,叫大晦日,元旦那天,他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南宁吃瘪,他们一个个也像被阉割的鸡一样兴奋不起来,春节,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宾阳取得了突前的胜利,因此也兴奋了起来,一反常态的过起了春节。他们在越南打劫了大量的特产和女人,闹得乌乎哀哉,鬼哭狼嚎。既然他们目标是越南,不去折腾国内的百姓,陈正信的恨意少了许多,也不愿意擅动刀兵,为当地百姓带来灾难,仍然是默默的监视而已。不过,他对日军的评价有所改变,在安徽时,在他眼里的日军都不怎么样,但是在这里,对日军的观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,最重要的就是一点,日军居然极守军纪,除了在凭祥与边防部队有过一次交手,进而对凭祥有过一次侵犯之外,在其它地区,基本上都能做到秋毫无犯。莫敌回电告诉陈正信,不是日本人变好了,而是他们心虚害怕,孤军深入,不敢得罪当地人,否则,群起而攻之,四千多人能有多大的杀头。莫敌认为陈正信做得很对,不要打草惊蛇,认真的观察日本人将如何进入越南,为了进入越南,他们不惜在桂南扔下了数千条尸体,代价不小。因此,进入越南对于日本人来说,一定是一个极具诱惑力旋钮,一个可以舍弃数千将士生命的巨大目标。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,一定很有意思,让陈正信不要错过。
给赵国龙的回电就不一样了,很简洁:“敌后对峙,贵在游击,可仿孙猴入铁扇公主之腹,主动出击,于钦廉一地大闹天宫。”
日军占领宾阳后,邕钦一边的东路军也全面退却,赵国龙的新19师也随着第三纵队撤到了灵山檀圩一带休整。拿到回电,赵国龙立即明白了莫敌的用意,与莫敌的526团相比,自己所在的新19师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会主动作战。新19师的师长秦靖少将,赵国龙曾经有过一面之交,那还是一年多前,赵国龙跟着莫敌,配合31军渡过淮过进入津浦路时。当时的秦靖,是张光玮174师手下520旅旅长,为人冲动,心胸狭隘,且自以为是。徐埠大战后,31军返桂休整,秦靖少将得廖磊提携,出任175师副师长,之后接替莫树杰担任175师师长,再转任新19师师长。赵国龙还记得,当时,因为不听莫敌的话,秦靖跟着张光玮走断了腿,做了一堆的无用功。当年自己还是莫敌手下的警卫连长,没有与秦靖打过照面,但是,听到过他对莫敌的冷嘲热讽,认为他心中对莫敌是有看法的。因此,赵国龙对这位师长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,有事先找副师长阚维雍,在师部会议上,从不太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46军下辖三个师,170师在南宁守卫战中被打残,在之后的二塘作战和高峰隘作战中也有所伤损,之后随周祖晃成立第一纵队,一直不能归建。何宣的第三纵队,就只剩下175师和新19师。之前在与台湾混成旅团作战中,新19师表现良好,在之后对近卫旅团的拦截中,175师立下了战功。两次作战,让军长何宣得了一次大功,但是对于下面来说,得到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员严重。二月八日大过年,人人都要发饷钱,经统计,新19师能够能领饷钱的只余下三千二百一十六人。这些人的作战能力也很让人担忧,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一直不停的作战,中途有补充却没有休整,兵疲将惫,一身发臭,浑身是疮,按照56团阳丽天团长的说法就是裤裆里的短裤都要发霉了!
过了一个清淡的年,虽然没有吃到什么大菜,可总算有了几天空闲日子,把发霉的短裤都洗了,整个部队清爽了许多。二月的桂南,只要不是下雨的日子,就会让人有初夏的感觉,蓝天如洗,太阳火辣辣的,让人变成慵懒不堪。
不管有没有钱,一级给一级拜年,赵国龙是参谋长,也跟着师长副师长去给灵山的何宣和蔡廷锴拜年,一来一回,又是几天,虽然没有得到红包,也能混个脸熟。在应酬中,赵国龙发现,四十六军军长何宣对新19师师长秦靖不是很热情,却对副师长阚维雍很不错,问了问警卫营的老兵,才知道师长是陆川人,一直来走的都是廖磊的路子,现在廖大将军已经过世,整个陆川帮都有点不太好过。副师长阚维雍就不同,他一出道,就在李长官身边任参谋,只认一个李宗仁,在广西,也算是可以通天的人物。反观自己,什么都不是,行伍出身,跟自己的老大莫敌一样,在中央军校读了一半,就被弄出校园填补空营,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拿到毕业证,如果拿不到毕业证,那就是下一个莫老大。
过了初六人日,算是过完了年,赵国龙找到了副师长阚维雍。
阚维雍是位典型的儒将,清秀的五官,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,一开口,浓浓的柳州腔,性格很好,平时都是一脸的浅笑。他与赵国龙的关系不错,首先是因为赵国龙是他一手招来,第二是他对平乐有比较深的感情,他的少年时代曾随担任平乐县税务局局长的父亲在平乐生活。在父亲的教育下,他秉承“不为良相即为良医”的儒家教条,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,先毕业于广州医科学校。毕业时,正值五四运动,深感军阀混战,割据为雄,文冠儒弱,国是日非,更应拿起刀枪,为唤醒民族而战。于是投笔从戎,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,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,一毕业,就被李宗仁录用为军部机要参谋。
听完赵国龙的提议,阚维雍问了几个问题:第一、在桂南邕钦路一带展开游击作战的具体做法。第二、小部队的管理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逃兵,非战斗减员怎样解决。第三、游击作战的物资和军备如何保障。第四、如何才能激起士兵的作战积极性,把要我作战变成我要作战。
听了阚维雍的几个问题,赵国龙的脸立即垮了下来,在他看来,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,第一是他来到新19师后,把张树雄的营级便衣队全部换装,换成全日械,在这几次作战中,缴获的日械完全可以支撑该营进行几次小规模的作战。第二是对邕钦一线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了解,认为,这个地方是个十分适合小部队作战的地形,小低山地高丘陵,道路曲折崎岖,游击作战容易奏效。第三是广西本土作战,后勤容易解决。第四是南宁日军的补给完全依赖邕钦公路,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可乘之机。第五是自己在八十四军参加过大量的游击作战,有一定的经验。但是阚维雍说的一个问题很尖锐,他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,在526旅,在526团,人数只会越打越多,从来没有出过逃兵,原来,在其它部队,逃兵竟然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。
阚维雍没有否定赵国龙的建议,他知道,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,接下来,一定会在桂南进行游击作战,迟作准备不如早作准备。但是毕竟自己只是副师长,不敢擅自作主,拉着赵国龙找到师长秦靖,由秦靖拍板。秦靖听完阚维雍的话,翻了翻白眼,态度很简单:不要做上峰没有安排的事。至于是否可以游击作战,他去向军座何宣长官请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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