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1章 修修补补
不难看出来,这个未来的北洋通商大臣主管外交和洋务,将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。咸丰和肃顺对此非常重视,坦诚交换了意见。
肃顺说:“北洋大臣驻地天津,上任第一件事,便是主持开放登州、营口两处通商口岸。营口在东北,东北尚未设置行省,没有官员掣肘。登州在山东,天津位于河北,都算是直隶总督的地盘。
“奴才以为,办大事需要事权统一。朝廷一旦设置北洋大臣,足以显示朝廷提倡洋务、结交外国的诚意。如果北洋大臣事事受到掣肘,就办不好洋务、外交,有碍观瞻。
“奴才建议,不妨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。现今的直隶总督谭廷襄,是已故帝师杜师傅的女婿,为人老成持重,精力过人,足以胜任北洋大臣之职。”
谭廷襄是浙江山阴人,岳父是杜受田。当年,要不是杜受田倾力相助,咸丰也接不了道光的班。咸丰与杜受田感情很深,杜受田死后,继续重用杜受田的儿子杜瀚、女婿谭廷襄。
杜瀚正担任军机大臣,是肃顺的死党。因为这层关系,谭廷襄也被肃顺视作自己人。
然而,咸丰却有自己的考虑。军兴以来,地方督抚兴办团练,掌握了一部分武装,又大办厘金,掌握了一部分财权。地方督抚既掌握军权,又掌握财权,已有尾大不掉之势。
直督为疆臣之首,又位于京畿地带。若再让他兼任北洋大臣,岂不更加得势?若他脑后生出反骨,提兵造反,朝廷何以设防?
北洋大臣驻节天津,直隶总督驻节保定。两大臣互相监视,互相防备,他们就不敢有异心。
这些小心思,咸丰不便讲明,反而说了一个肃顺无法拒绝的理由。他说:
“朝廷既要裁撤冗员,就得想办法安置他们,北洋衙门正可担此责任。朕打算给北洋大臣一个钦差的身份。有了钦差的名义,北洋大臣办事方便许多,直隶总督也就不敢横加掣肘。”
增设衙门安置冗员,正是肃顺的建议。他不便出尔反尔,只得附和咸丰,夸赞咸丰英明。
于是,君臣又商量起第一任北洋大臣的人选。咸丰认为,北洋大臣位尊权重,备受瞩目,必须选一个资望足够、能力出众、熟悉洋务外务的满大臣。
只有这样,才能抚慰满族官员,彰显朝廷用人至公至正。
这就让肃顺犯难了。他一惯主张重用汉人,肃党当中就有两个非常合适的人选,都足以胜任北洋大臣。
一个名叫焦佑瀛,正担任军机章京,做官很巴结,能力也很出众。另一个名叫匡源,正担任吏部右侍郎,勤勉清廉,留心洋务。
肃党之外,汉臣灿若星斗,外臣如沈葆祯、骆秉章,内臣如徐继畬、沈桂芬,皆足以胜任北洋大臣。
但咸丰对汉族大臣仍旧非常疑忌,对满族大臣有着非常明显的偏爱。(咸丰死后,慈禧掌权,诛杀肃顺后,却继承了肃顺重用汉人的政策,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)
观诸朝廷内外,能出任北洋大臣的满族大臣屈指可数。洋务专家耆英,已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,名声已臭,不可能再膺此重任。
这两年,满人中有一名干吏声名鹊起,名叫完颜崇厚,字地山,号子谦,别号鹤槎,满洲镶黄旗人,河道总督完颜麟庆次子,刑部尚书完颜崇实之弟。
他三年前受命筹建天津机器总局,成功试制出子弹、炮弹,完美匹配洋枪洋炮。在他的力主之下,天津机器总局耗资巨大,从英国购买了来复枪全套技术,成功仿制出来复枪。
只不过,天津机器总局生产的来复枪成本居高不下,价格比进口洋枪贵,质量却不如进口洋枪。
肃顺建议咸丰重用崇厚,超拔他为北洋大臣。但咸丰认为崇厚资历过浅,刚刚三十出头,难免会受到直隶总督的轻视。
想来想去,除了崇厚外,只有三个满人可能胜任北洋大臣:直隶总督瓜尔佳.桂良、恭亲王奕䜣、詹事府詹事瓜尔佳.文祥。
桂良已经年迈,精力不济,若由直督迁北洋大臣,又要派人署理直督,不如不动。他还是奕䜣的岳父,咸丰决不会让桂良担任北洋大臣,以壮奕䜣的声势。
奕䜣贵为亲王,不便屈尊担任北洋大臣。况且清朝有祖训,亲王不得擅离北京。
那就只能是文祥了。文祥是满人中罕见的能吏、贤臣,忠诚勤勉,大公无私,足以称得上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咸丰亦很认同文祥,欣然同意由文祥担任北洋大臣。
按肃顺的主张,大清要实行新政,最好采取责任内阁制,设置一个名实合一的宰相,由宰相组织内阁,统领各部部长。
南方中华帝国国民政府,采用的就是某种程度的责任内阁制。政务卿代表皇上行使行政权,负责领导政务院。而政务院下属外交部、国防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邮政部等多个部门,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权力中枢。
但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。自明太祖朱元璋起,朝廷不设宰相,大小事务都由皇帝亲裁。朱元璋是个工作狂,精力过人,尚能应付繁重的政务。建文帝继承皇位后,只得增设内阁,方便皇帝向内阁咨询政务。
满清的内阁与明朝的内阁又有所不同。明朝的内阁相当于行政中枢,有名望的首辅堪比宰相。譬如张居正做首辅时,对内结交内廷,对外推行变法,小皇帝对他非常畏惧。
满清的权力中枢不在内阁,而在军机处。军机处的地位不够合法,军机大臣和章京全都是兼职,互不隶属,纯粹是皇帝的私人顾问。内阁则沦为了皇帝和军机处的执行机关,毫无决策权。
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维护皇权,却造成中枢权力分散,想推行改革难上加难。
譬如,肃顺之前奏请裁减旗人俸禄,得到咸丰的支持,却阻力重重。此事涉及内务府、户部、八旗都统等多个衙门,这些衙门互不隶属,各自暗中使绊。要不是肃顺勇于任事,不怕得罪人,此议根本就执行不下去。
若恢复宰相制度,自然是肃顺担任宰相。行政权统归于宰相,内务府、户部、八旗都统也都要服从于宰相。肃顺再主持裁减旗人俸禄,阻力就会小得多。
但此事过于敏感,肃顺不敢贸然建议,只能在现有的内阁六部基础上修修补补。
徐继畬很热心新政,对欧美政治制度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。他认为满清要行新政,就得实行责任内阁制,改变现在这种政出多门、却无人主司其责的现象。
但徐继畬亦是个聪明人,知道兹事体大,并没在奏行新政折上提及此事,只是模模糊糊地建议“事权归一”。
退而求其次,肃顺向咸丰建议增设新部。君臣二人一番密议,决心在中央改革或增设以下部门:
改理藩院为理藩部,理由是“各国竞争,殖民为要,蒙、藏、青海,固圉防边,其行政事宜实与各部并重,故易理藩院为理藩部”;
改户部为民部,理由是“户部之称,本为民部,唐人避李世民讳,以户易民”。
而“清厘户口、整齐民风、改正市区、振兴土木、保安巡警等事务息息相关,非合为一官,难期联络。故以户、礼、工各部所兼管之户籍、风教、道路、沟渠等事并入,总为民部”;
改刑部为“法部”,“着派刑名专家,将一切现行律例,按照交涉情形,参酌各国法律,悉心考订,妥为拟议。务期中外通行,有裨治理”;
增设“度支部”,理由是“民政既有专官,财政自应独立,故并户部财政处,为度支部”;
增设“商部”,因为“习兵战需先习商战”,“大清不重商务,而士、农、工、商又各自为谋,虽屡为外人、粤匪所欺,尚不知富强之术”。
商部主管农工商,此三者为“富国之本源,各国皆设专部。中国农工诸学尚未讲求,故将农工之事暂归商部,以后再议增设”;
增设“学部”,统辖各省学堂,使全国学制划一整齐;
……
为加强集权,决定在各地各级官府设置分部门。譬如,学部成立后,各省改学政为“提学使司”,府、州、县设立“劝学所”,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。
至于铁路、电报、开矿、造船等具体洋务事业,包括与洋人交涉,交由北洋大臣统一经办。第一任北洋大臣,由满人文祥担任。
最重要的是编练新军,则另设一员钦差,以“钦派练兵大臣”为名义主持其事。第一任练兵大臣,由六额附、一等诚嘉毅勇公景寿充任。肃党骨干、刑部侍郎陈孚恩,担任“会办练兵大臣”,主持实际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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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顺说:“北洋大臣驻地天津,上任第一件事,便是主持开放登州、营口两处通商口岸。营口在东北,东北尚未设置行省,没有官员掣肘。登州在山东,天津位于河北,都算是直隶总督的地盘。
“奴才以为,办大事需要事权统一。朝廷一旦设置北洋大臣,足以显示朝廷提倡洋务、结交外国的诚意。如果北洋大臣事事受到掣肘,就办不好洋务、外交,有碍观瞻。
“奴才建议,不妨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。现今的直隶总督谭廷襄,是已故帝师杜师傅的女婿,为人老成持重,精力过人,足以胜任北洋大臣之职。”
谭廷襄是浙江山阴人,岳父是杜受田。当年,要不是杜受田倾力相助,咸丰也接不了道光的班。咸丰与杜受田感情很深,杜受田死后,继续重用杜受田的儿子杜瀚、女婿谭廷襄。
杜瀚正担任军机大臣,是肃顺的死党。因为这层关系,谭廷襄也被肃顺视作自己人。
然而,咸丰却有自己的考虑。军兴以来,地方督抚兴办团练,掌握了一部分武装,又大办厘金,掌握了一部分财权。地方督抚既掌握军权,又掌握财权,已有尾大不掉之势。
直督为疆臣之首,又位于京畿地带。若再让他兼任北洋大臣,岂不更加得势?若他脑后生出反骨,提兵造反,朝廷何以设防?
北洋大臣驻节天津,直隶总督驻节保定。两大臣互相监视,互相防备,他们就不敢有异心。
这些小心思,咸丰不便讲明,反而说了一个肃顺无法拒绝的理由。他说:
“朝廷既要裁撤冗员,就得想办法安置他们,北洋衙门正可担此责任。朕打算给北洋大臣一个钦差的身份。有了钦差的名义,北洋大臣办事方便许多,直隶总督也就不敢横加掣肘。”
增设衙门安置冗员,正是肃顺的建议。他不便出尔反尔,只得附和咸丰,夸赞咸丰英明。
于是,君臣又商量起第一任北洋大臣的人选。咸丰认为,北洋大臣位尊权重,备受瞩目,必须选一个资望足够、能力出众、熟悉洋务外务的满大臣。
只有这样,才能抚慰满族官员,彰显朝廷用人至公至正。
这就让肃顺犯难了。他一惯主张重用汉人,肃党当中就有两个非常合适的人选,都足以胜任北洋大臣。
一个名叫焦佑瀛,正担任军机章京,做官很巴结,能力也很出众。另一个名叫匡源,正担任吏部右侍郎,勤勉清廉,留心洋务。
肃党之外,汉臣灿若星斗,外臣如沈葆祯、骆秉章,内臣如徐继畬、沈桂芬,皆足以胜任北洋大臣。
但咸丰对汉族大臣仍旧非常疑忌,对满族大臣有着非常明显的偏爱。(咸丰死后,慈禧掌权,诛杀肃顺后,却继承了肃顺重用汉人的政策,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)
观诸朝廷内外,能出任北洋大臣的满族大臣屈指可数。洋务专家耆英,已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,名声已臭,不可能再膺此重任。
这两年,满人中有一名干吏声名鹊起,名叫完颜崇厚,字地山,号子谦,别号鹤槎,满洲镶黄旗人,河道总督完颜麟庆次子,刑部尚书完颜崇实之弟。
他三年前受命筹建天津机器总局,成功试制出子弹、炮弹,完美匹配洋枪洋炮。在他的力主之下,天津机器总局耗资巨大,从英国购买了来复枪全套技术,成功仿制出来复枪。
只不过,天津机器总局生产的来复枪成本居高不下,价格比进口洋枪贵,质量却不如进口洋枪。
肃顺建议咸丰重用崇厚,超拔他为北洋大臣。但咸丰认为崇厚资历过浅,刚刚三十出头,难免会受到直隶总督的轻视。
想来想去,除了崇厚外,只有三个满人可能胜任北洋大臣:直隶总督瓜尔佳.桂良、恭亲王奕䜣、詹事府詹事瓜尔佳.文祥。
桂良已经年迈,精力不济,若由直督迁北洋大臣,又要派人署理直督,不如不动。他还是奕䜣的岳父,咸丰决不会让桂良担任北洋大臣,以壮奕䜣的声势。
奕䜣贵为亲王,不便屈尊担任北洋大臣。况且清朝有祖训,亲王不得擅离北京。
那就只能是文祥了。文祥是满人中罕见的能吏、贤臣,忠诚勤勉,大公无私,足以称得上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咸丰亦很认同文祥,欣然同意由文祥担任北洋大臣。
按肃顺的主张,大清要实行新政,最好采取责任内阁制,设置一个名实合一的宰相,由宰相组织内阁,统领各部部长。
南方中华帝国国民政府,采用的就是某种程度的责任内阁制。政务卿代表皇上行使行政权,负责领导政务院。而政务院下属外交部、国防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邮政部等多个部门,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权力中枢。
但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。自明太祖朱元璋起,朝廷不设宰相,大小事务都由皇帝亲裁。朱元璋是个工作狂,精力过人,尚能应付繁重的政务。建文帝继承皇位后,只得增设内阁,方便皇帝向内阁咨询政务。
满清的内阁与明朝的内阁又有所不同。明朝的内阁相当于行政中枢,有名望的首辅堪比宰相。譬如张居正做首辅时,对内结交内廷,对外推行变法,小皇帝对他非常畏惧。
满清的权力中枢不在内阁,而在军机处。军机处的地位不够合法,军机大臣和章京全都是兼职,互不隶属,纯粹是皇帝的私人顾问。内阁则沦为了皇帝和军机处的执行机关,毫无决策权。
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维护皇权,却造成中枢权力分散,想推行改革难上加难。
譬如,肃顺之前奏请裁减旗人俸禄,得到咸丰的支持,却阻力重重。此事涉及内务府、户部、八旗都统等多个衙门,这些衙门互不隶属,各自暗中使绊。要不是肃顺勇于任事,不怕得罪人,此议根本就执行不下去。
若恢复宰相制度,自然是肃顺担任宰相。行政权统归于宰相,内务府、户部、八旗都统也都要服从于宰相。肃顺再主持裁减旗人俸禄,阻力就会小得多。
但此事过于敏感,肃顺不敢贸然建议,只能在现有的内阁六部基础上修修补补。
徐继畬很热心新政,对欧美政治制度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。他认为满清要行新政,就得实行责任内阁制,改变现在这种政出多门、却无人主司其责的现象。
但徐继畬亦是个聪明人,知道兹事体大,并没在奏行新政折上提及此事,只是模模糊糊地建议“事权归一”。
退而求其次,肃顺向咸丰建议增设新部。君臣二人一番密议,决心在中央改革或增设以下部门:
改理藩院为理藩部,理由是“各国竞争,殖民为要,蒙、藏、青海,固圉防边,其行政事宜实与各部并重,故易理藩院为理藩部”;
改户部为民部,理由是“户部之称,本为民部,唐人避李世民讳,以户易民”。
而“清厘户口、整齐民风、改正市区、振兴土木、保安巡警等事务息息相关,非合为一官,难期联络。故以户、礼、工各部所兼管之户籍、风教、道路、沟渠等事并入,总为民部”;
改刑部为“法部”,“着派刑名专家,将一切现行律例,按照交涉情形,参酌各国法律,悉心考订,妥为拟议。务期中外通行,有裨治理”;
增设“度支部”,理由是“民政既有专官,财政自应独立,故并户部财政处,为度支部”;
增设“商部”,因为“习兵战需先习商战”,“大清不重商务,而士、农、工、商又各自为谋,虽屡为外人、粤匪所欺,尚不知富强之术”。
商部主管农工商,此三者为“富国之本源,各国皆设专部。中国农工诸学尚未讲求,故将农工之事暂归商部,以后再议增设”;
增设“学部”,统辖各省学堂,使全国学制划一整齐;
……
为加强集权,决定在各地各级官府设置分部门。譬如,学部成立后,各省改学政为“提学使司”,府、州、县设立“劝学所”,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。
至于铁路、电报、开矿、造船等具体洋务事业,包括与洋人交涉,交由北洋大臣统一经办。第一任北洋大臣,由满人文祥担任。
最重要的是编练新军,则另设一员钦差,以“钦派练兵大臣”为名义主持其事。第一任练兵大臣,由六额附、一等诚嘉毅勇公景寿充任。肃党骨干、刑部侍郎陈孚恩,担任“会办练兵大臣”,主持实际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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