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8章 废除外国兵舰特权
杨烜乘坐铁甲舰,在浦西最繁华的外滩登陆。旗昌洋行、太古洋行、怡和公司等商业公司多位于外滩,在此设有专用码头。
下午,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来到英国公使馆。在英国公使包令、工部局董事奥姆的见证下,与杨烜交换看法。
法军战败,布尔布隆在上海已经没有可以倚恃的武装力量。但他依然咄咄逼人,一见面便指责革命军进攻法国战船,危及洋人利益。
杨烜不想再逞口舌之勇,直截了当地说道:
“吴淞口的悲剧完全是由法方造成的。吴淞口、黄浦江是中国的领土,不是法国的领土。贵舰‘富宾号’不经告警,直接向我军发炮,违反国际惯例,违反战争伦理。
“我军行使自卫权利反击‘富宾号’,也是理所当然。当时,各国军舰都在场,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。领事先生如果不信,可以询问各国军舰上的官兵,也可以询问法军俘虏。”
吴淞口之战事出突然,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此战有大量的见证者,不难查出事情真相。
布尔布隆询问了现场的洋人,绝大多数人都声称是“富宾号”先开炮,而后革命军才开炮。
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,不宣而战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战争行动。法军擅自向革命军开炮,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华人,从未把华人看作是自己的对手。
不管是清军还是太平军,打仗战斗力一艘,却都非常残暴,受到法军的鄙视。令人想不到的是,革命军居然装备了先进的铁甲舰,以小搏大,凭借不怕死的战斗精神,竟然打败了法国舰队。
“富宾号”的擅自行动,使得布尔布隆丧失了道义上的优势。
尽管如此,布尔布隆依然忿恨不已,说道:
“‘富宾号’是否不宣而战,此事尚待调查。但革命军贸然进攻上海,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。革命军的行动,是对法兰西帝国的严重挑衅……”
这种帝国主义外交用语,令杨烜感到非常反感。他打断了布尔布隆的话,冷冷说道:
“革命军不会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。相反,如果我们占领了上海,将会采取更加开放、更加友好的立场。我们会鼓励工商业,积极学习西方文明,建立一个高效廉洁、开放包容的新政府。
“譬如法律方面,我们已在岭南实施新式法律,所用法律便师承法国的大陆法系。怡和公司与法国商人在军火、医药、丝绸、茶叶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合作。
“敝人非常崇敬贵国的拿破仑一世,他打败反法同盟,颁布《拿破仑法典》,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。为重建中法之法的友谊,我们愿意归还俘虏的两艘法国军舰,包括舰上的火炮、官兵。
“作为交换条件,法军不能反对革命军在上海地区的行动,不应再扩大事端,挑起战火。此外,为避免此种悲剧再次发生,法国军舰不得自由停靠中国通商口岸。”
外国兵船自由依靠通商口岸,严重侵犯了领土主权和国防安全。细究起来,实因满清官员糊涂、无能,以致于酿成此种弊政。
英国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,并不奢望能在各个通商口岸停驻军舰。
在南京条约谈判时,清朝代表耆英就向英方明确提出:“和议既定,永无战争。所有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,止可货船来往,未便兵船游弋;
“其五处之外,沿海各口,及山东、直隶、奉天、天津、台湾诸处,非独兵船不便往来,即货船亦未便贸易。均宜守定疆界,以其永好。”
英国代表璞鼎查故意淡化这个问题,声称英国兵船只留“数只常行往来,以为管理货船”。
耆英在满清贵族中向来以通晓“夷务”知名。为了早定和约,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,向朝廷建议英国在华“酌留兵船”问题,“由地方官查看夷情,相机妥办”,把此事推给了地方官。
军机处亦糊涂,不仅不批驳耆英,反而批准了耆英的建议。
在事后的中英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中,便有明确规定,英国“凡有此等接待官船到中国时,中国兵船不得拦阻”。
至于英国官船是否是兵船,条约上故意含糊不清,为英国军舰冒充“官船”开了口子。
自此之后,各国军舰便开始引用这款条约,自由往来通商口岸。
到1844年中美签订《望厦条约》时,便明文规定美国军舰可以自由停靠通商口岸,并获得官船免税特权。
由于满清君臣上下的无能、糊涂,外国军舰便逐渐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停靠的特权。胡适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为“差不多先生”,真正是一针见血。
归还战舰和战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示,这使得布尔布隆的态度软化不少。他说:
“外国军舰可以自由依靠五个通商口岸,此事明文载于条约,哪能说废就废?再说了,中国海岸线广袤绵长,若不许我国军舰停靠五口,如何补充燃煤、淡水、食物,如何修葺船只?”
杨烜有备而来,不假思索地说道:“补给问题,我们会提供若干个补给站,为各国军舰提供燃煤、淡水、食物、保养等服务。
“补给站初定四个,包括交趾西贡、广东琼山、台湾高雄、江苏启东,基本可以覆盖帝国现有海岸线。但各国军舰前往补给站前,应提前派人通知,经允许后方可停靠补给。
“除非两国交战,我们一般不会拒绝各国兵舰的补给需求。这项规定符合国际公法,为各国所遵行,布尔布隆先生应该能够理解,也能够体会到两国修好的诚意。”
布尔布隆反驳道:“皇帝陛下,各国军舰之所以要靠泊通商口岸,除了要及时获得补给,还负有保护本国商船的任务。”
杨烜冷笑一下,说道:“公使先生到过广州,广州是目前中国商业最繁荣的城市,各国商船几乎都停靠过广州港。而广州治安良好,海面上海盗禁绝,各国商船都能安于经商。
“这并不是各国兵舰的功劳,因为各国兵舰都不能停靠广州港。中华帝国既能治理好广州港,就能治理好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等其他通商口岸。
“朕为中华帝国皇帝,也是革命这总司令,每天事务繁忙。今日会见两位公使,苦口婆心,给足了面子,希望你们不要得寸进尺。
“当着英国公使的面,朕可以向布尔布隆先生做出承诺。帝国占领江浙沿海后,会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,英法两国商人都能从中受益。
“作为交换条件,各国均应放弃在通商口岸依靠兵舰的权利。布尔布隆先生,你觉得怎样?”
外交无非是利益的交换。布尔布隆还未开口,英国公使包令插话道:“大英帝国对此表示欢迎。”
布尔布隆面子上好过许多。他虽心里不甘,却急于接收战俘、战舰,只得接受杨烜的提议。
这时候,秘书卓林来到杨烜身旁,向他递来一个小纸条。
杨烜脸上露出喜悦之情,对一旁惊疑不定的包令、布尔布隆说道:“两位公使,洋枪队大败。上海道台吴煦,联合上海士绅杨坊等人,已向革命军递交降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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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,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来到英国公使馆。在英国公使包令、工部局董事奥姆的见证下,与杨烜交换看法。
法军战败,布尔布隆在上海已经没有可以倚恃的武装力量。但他依然咄咄逼人,一见面便指责革命军进攻法国战船,危及洋人利益。
杨烜不想再逞口舌之勇,直截了当地说道:
“吴淞口的悲剧完全是由法方造成的。吴淞口、黄浦江是中国的领土,不是法国的领土。贵舰‘富宾号’不经告警,直接向我军发炮,违反国际惯例,违反战争伦理。
“我军行使自卫权利反击‘富宾号’,也是理所当然。当时,各国军舰都在场,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。领事先生如果不信,可以询问各国军舰上的官兵,也可以询问法军俘虏。”
吴淞口之战事出突然,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此战有大量的见证者,不难查出事情真相。
布尔布隆询问了现场的洋人,绝大多数人都声称是“富宾号”先开炮,而后革命军才开炮。
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,不宣而战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战争行动。法军擅自向革命军开炮,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华人,从未把华人看作是自己的对手。
不管是清军还是太平军,打仗战斗力一艘,却都非常残暴,受到法军的鄙视。令人想不到的是,革命军居然装备了先进的铁甲舰,以小搏大,凭借不怕死的战斗精神,竟然打败了法国舰队。
“富宾号”的擅自行动,使得布尔布隆丧失了道义上的优势。
尽管如此,布尔布隆依然忿恨不已,说道:
“‘富宾号’是否不宣而战,此事尚待调查。但革命军贸然进攻上海,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。革命军的行动,是对法兰西帝国的严重挑衅……”
这种帝国主义外交用语,令杨烜感到非常反感。他打断了布尔布隆的话,冷冷说道:
“革命军不会威胁法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。相反,如果我们占领了上海,将会采取更加开放、更加友好的立场。我们会鼓励工商业,积极学习西方文明,建立一个高效廉洁、开放包容的新政府。
“譬如法律方面,我们已在岭南实施新式法律,所用法律便师承法国的大陆法系。怡和公司与法国商人在军火、医药、丝绸、茶叶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合作。
“敝人非常崇敬贵国的拿破仑一世,他打败反法同盟,颁布《拿破仑法典》,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。为重建中法之法的友谊,我们愿意归还俘虏的两艘法国军舰,包括舰上的火炮、官兵。
“作为交换条件,法军不能反对革命军在上海地区的行动,不应再扩大事端,挑起战火。此外,为避免此种悲剧再次发生,法国军舰不得自由停靠中国通商口岸。”
外国兵船自由依靠通商口岸,严重侵犯了领土主权和国防安全。细究起来,实因满清官员糊涂、无能,以致于酿成此种弊政。
英国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,并不奢望能在各个通商口岸停驻军舰。
在南京条约谈判时,清朝代表耆英就向英方明确提出:“和议既定,永无战争。所有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,止可货船来往,未便兵船游弋;
“其五处之外,沿海各口,及山东、直隶、奉天、天津、台湾诸处,非独兵船不便往来,即货船亦未便贸易。均宜守定疆界,以其永好。”
英国代表璞鼎查故意淡化这个问题,声称英国兵船只留“数只常行往来,以为管理货船”。
耆英在满清贵族中向来以通晓“夷务”知名。为了早定和约,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,向朝廷建议英国在华“酌留兵船”问题,“由地方官查看夷情,相机妥办”,把此事推给了地方官。
军机处亦糊涂,不仅不批驳耆英,反而批准了耆英的建议。
在事后的中英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中,便有明确规定,英国“凡有此等接待官船到中国时,中国兵船不得拦阻”。
至于英国官船是否是兵船,条约上故意含糊不清,为英国军舰冒充“官船”开了口子。
自此之后,各国军舰便开始引用这款条约,自由往来通商口岸。
到1844年中美签订《望厦条约》时,便明文规定美国军舰可以自由停靠通商口岸,并获得官船免税特权。
由于满清君臣上下的无能、糊涂,外国军舰便逐渐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停靠的特权。胡适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为“差不多先生”,真正是一针见血。
归还战舰和战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示,这使得布尔布隆的态度软化不少。他说:
“外国军舰可以自由依靠五个通商口岸,此事明文载于条约,哪能说废就废?再说了,中国海岸线广袤绵长,若不许我国军舰停靠五口,如何补充燃煤、淡水、食物,如何修葺船只?”
杨烜有备而来,不假思索地说道:“补给问题,我们会提供若干个补给站,为各国军舰提供燃煤、淡水、食物、保养等服务。
“补给站初定四个,包括交趾西贡、广东琼山、台湾高雄、江苏启东,基本可以覆盖帝国现有海岸线。但各国军舰前往补给站前,应提前派人通知,经允许后方可停靠补给。
“除非两国交战,我们一般不会拒绝各国兵舰的补给需求。这项规定符合国际公法,为各国所遵行,布尔布隆先生应该能够理解,也能够体会到两国修好的诚意。”
布尔布隆反驳道:“皇帝陛下,各国军舰之所以要靠泊通商口岸,除了要及时获得补给,还负有保护本国商船的任务。”
杨烜冷笑一下,说道:“公使先生到过广州,广州是目前中国商业最繁荣的城市,各国商船几乎都停靠过广州港。而广州治安良好,海面上海盗禁绝,各国商船都能安于经商。
“这并不是各国兵舰的功劳,因为各国兵舰都不能停靠广州港。中华帝国既能治理好广州港,就能治理好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等其他通商口岸。
“朕为中华帝国皇帝,也是革命这总司令,每天事务繁忙。今日会见两位公使,苦口婆心,给足了面子,希望你们不要得寸进尺。
“当着英国公使的面,朕可以向布尔布隆先生做出承诺。帝国占领江浙沿海后,会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,英法两国商人都能从中受益。
“作为交换条件,各国均应放弃在通商口岸依靠兵舰的权利。布尔布隆先生,你觉得怎样?”
外交无非是利益的交换。布尔布隆还未开口,英国公使包令插话道:“大英帝国对此表示欢迎。”
布尔布隆面子上好过许多。他虽心里不甘,却急于接收战俘、战舰,只得接受杨烜的提议。
这时候,秘书卓林来到杨烜身旁,向他递来一个小纸条。
杨烜脸上露出喜悦之情,对一旁惊疑不定的包令、布尔布隆说道:“两位公使,洋枪队大败。上海道台吴煦,联合上海士绅杨坊等人,已向革命军递交降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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