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三章 南昌快要坚持不住了
现代的三三制,就是一个团有三个营,一个营有三个连,每一级都分成三个战斗单位,这里一般指的是主战兵种,其他的附属兵种不在考虑范围内,比如一个步兵团里有三个步兵营,一个炮兵营,还是算作三个战斗单位。
遇到敌人的时候,三三制的部队可以同时向两侧展开战斗队形,并保留一支预备队,兵力的使用效率最高,与此同时,三三制更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。
在现代的管理学中,认为一个中等能力的管理者亲力亲为的话,指挥十个人是上限,以六到八人最佳,否则的话,管理者会陷入大量而琐碎的协调工作中,没有精力去处理更高阶的事务。团长平时管理三个营长,特殊情况下直接对连级指挥,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指挥系统。
四四制,就是每一级有四个战斗单位,楚军分为什,队,哨,营四级,每哨有四个队,每队有四个什,每什十二个人,这样一个哨就是192人,再加上传令兵、旗手和斯养等等,总数在两百人出头。
楚军经过多次扩编,每个营从两千人到四千多人不等,造成一个营最少有七八个哨,大营甚至将近二十个哨,给管理上带来很多麻烦。
户枢不蠹,流水不腐,现有的兵制既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,就要进行改革,汪克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部,并亲自加以指导。很快拿出了一套改编方案。
这套方案以三三制为主,但在长枪兵等特殊兵种上。根据实际需要暂时保持四四制,简单来说,这是一套从四四制向三三制过渡的方案,由上到下做出改变,普通的士兵暂时没有明显的感觉,不会引起混乱。
为了解决营级单位兵员过多的问题,在营和哨之间增设一级编制,并借鉴卫所兵的称呼。命名为旗,一个旗下面设三个步兵哨,也就是说,每个营的基本编制是三个步兵旗,如果兵员较多,可以编为第四旗,第五旗。乃至独立成营。
其他兵种的编制更加灵活,比如像炮兵这样的特殊兵种,就要在三三制的原则下进行调整,两门重炮就是两个炮组,四门重炮就是四个炮组,都可以组成一个炮兵队。
编制的调整是一件大事。关系到部队的指挥系统是否通畅,官兵们需要一个适应期,楚军近期又招募了大量新兵,休整训练就成了全军的头号任务,掀起了新一轮的练兵热潮。
光练不打。部队就成了花架子。
光打不练,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提高。
打练结合。不断总结提高,才是楚军能够不断成长壮大的法宝。
在练兵的同时,楚军主力向湘赣两省的交界处不断移动,哪支部队完成整编,哪支部队就进入江西作战,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,先后有崇阳营等四五个营在吉安府一带集结。
汪克凡本人则坐镇长沙,派恭义营和蒲圻营攻打武昌府南部,并为李过和刘体纯的部队提供支援,从荆州府上游渡过长江,对孔有德的后方施加压力。
楚军主力进入江西后,湖南就会变得空虚,与其被动防守,不如抢占有利态势,对武昌府构成威胁,孔有德敢来打岳州府和长沙府的话,就打掉他的武昌府,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岳州府和长沙府都已经被打烂了,用来换湖北的几个州府不吃亏。
李过所部经过改编,被编成了大大小小八个营,李过、高一功、田见秀、袁宗第、张鼐、吴汝义、刘体纯、刘体统各成一营,但在习惯上,大家还是把他们叫做忠贞营,下层官兵里甚至直接称其为闯营。
李过等人不喜欢这个联系着过去的称呼,几次请求汪克凡下令禁止,但普通官兵们并不在乎,口头上仍然这么叫,闯营的名号反而越来越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过等人发现汪克凡对闯营没有任何歧视,在正式公文里从来不用闯营的名字,也就不那么紧张了。
加入楚军的湖南官军经过大幅缩编后,也被编成了几个营,王进才的部队被一分为二,他本人独领一营,另一个营的主将由他的把兄弟田能担任,曹志建的部队较少,也被编成了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小营,牛忠孝却把部队交了出来,请求辞去坐营官的职务。
他早年只是南阳县的一个捕头,半路出家才当上了军官,但由于能力不足,性格上又过于绵软,一直感到力不从心,加入楚军后,他的部队立刻成了全军的倒数第一,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,根本跟不上楚军的步伐,与其将来被淘汰,不如直接退出,还能落个更好的结果。
汪克凡对此当然表示欢迎,把他调到后勤部担任总提调官,仍然保留总兵头衔,原任总提调官程问调任参谋部,担任“参赞”一职,其实就是参谋长的角色。牛忠孝手下的一千多名士兵转为地方部队,主要军官都由楚军派遣,负责保卫衡州府的安全。
到了这个时候,楚军的步兵营已经超过了二十个,像汪晟、周国栋和谭啸等人,部下都指挥着两到三个小营,隐隐有了独立成军的雏形,他们再三向汪克凡请战,从吉安府北上南昌府,去救援不停求援的金声桓。
汪克凡却按兵不动。
一方面,他在等待衡阳兵工厂生产更多的燧发枪,尽可能为部队更换装备,另一方面,他在等待历史上另一件大事的发生——大同总兵姜瓖反正。
在真实的历史上,从1647年年末到1649年年初的时候,是南明的第一个抗清"gao潮",汉中的贺珍率先反正,紧接着江西金声桓,广东李成栋,最后是大同总兵姜瓖,以及襄阳王光泰、陕北王永强等小股的义军,都先后竖起抗清大旗,满清焦头烂额,左右支拙。
可惜的是,南明永历朝廷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反攻,金声桓、李成栋和姜瓖等人被清军各个击破,先后兵败身亡,永历帝走投无路之下,只好和大西军合作,封孙可望等人为一字王,成了事实上的傀儡。
大同总兵姜瓖,部下原来都是大明九边精锐,虽然到了崇祯朝后期,九边精锐的战斗力大为下降,却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,北方各省遭到满清蹂躏多年,士绅百姓对清廷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,姜瓖举旗反清后,立刻得到了山西全省乃至北方各地的响应,义军号称二十八万,很快占领了山西全境,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远在广东的李成栋。
山西紧邻河北内蒙,出了娘子关就是直隶腹地,距离后世的石家庄市很近,姜瓖反正之后,“京畿震动”,对满清的威胁极大,多尔衮亲自率领阿济格、尼堪、博洛、鳌拜等悍将前往征讨,并命令在陕西的吴三桂出兵配合。这个时候,豪格已经被多尔衮干掉了,多铎也重病将死,满清几乎是孤注一掷,抽调了北方的所有的精兵强将,从1649年1月到8月28日,清军用了八个月的时间,终于攻克大同,随即血腥屠城,姜瓖兵败身死。
姜瓖反正归明,是北方抗清力量的一次总爆发,在清廷的残暴统治下,无论文武官员还是士绅军民,都联合起来奋勇抗清,面对满清压倒性的优势兵力,仍然奋勇抵抗八个月,只是因为孤悬敌后,又没有得到南明方面的配合,最后才终于失败。
由于穿越者搅动历史,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,比如历史上有名的李成栋就没有反正归明,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将领,但是姜瓖身处山西,远离江南,和楚军没有任何交集,受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退一步说,就算姜瓖有什么变故,山西的抗清运动也必然会爆发,就像苏醒的火山一样,岩浆在山体里不停涌动翻滚,随时可能喷涌而出,没人可以阻挡。
阳历年和阴历年不同,到了隆武六年的冬天,黄历上显示的是十一月,换成公历的话就已经是1648年的12月,汪克凡判断姜瓖反正在即,金声桓也眼看坚持不住了,就亲自来到吉安府,率领汪晟等部五万余人,对包围南昌府的清军发起进攻。
沿赣江顺流而下,楚军连克吉水、峡江、新淦三县,逼近临江府的府城清江,距离南昌府的丰城县不过百里之遥。
此时的南昌府,已经被谭泰包围了五个月,清军分兵四出,扫除外围,切断南昌城同其他州县的联系。同时大肆抢掠,驱迫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挖掘濠沟,在赣江上建造了三座浮桥,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一餐粥,每天都有很多人突然倒毙,妇女由八旗兵各营分而取之,昼夜"奸阴",南昌周围数十里,田地树木,房屋坟墓都被破坏殆尽。
金声桓和王得仁仗着南昌城高墙厚,一直在坚持,但城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,他们多次率兵出城逆袭,因为没有援兵的配合,始终无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圈,只好紧闭城门,固守不出,又派出死士突围而出,再三向汪克凡求援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城中的粮食越来越少,米价涨到六百两银子一石,最后干脆断粜,金声桓和王得仁杀人而食,拆屋而炊,望眼欲穿地等待援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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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敌人的时候,三三制的部队可以同时向两侧展开战斗队形,并保留一支预备队,兵力的使用效率最高,与此同时,三三制更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。
在现代的管理学中,认为一个中等能力的管理者亲力亲为的话,指挥十个人是上限,以六到八人最佳,否则的话,管理者会陷入大量而琐碎的协调工作中,没有精力去处理更高阶的事务。团长平时管理三个营长,特殊情况下直接对连级指挥,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指挥系统。
四四制,就是每一级有四个战斗单位,楚军分为什,队,哨,营四级,每哨有四个队,每队有四个什,每什十二个人,这样一个哨就是192人,再加上传令兵、旗手和斯养等等,总数在两百人出头。
楚军经过多次扩编,每个营从两千人到四千多人不等,造成一个营最少有七八个哨,大营甚至将近二十个哨,给管理上带来很多麻烦。
户枢不蠹,流水不腐,现有的兵制既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,就要进行改革,汪克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部,并亲自加以指导。很快拿出了一套改编方案。
这套方案以三三制为主,但在长枪兵等特殊兵种上。根据实际需要暂时保持四四制,简单来说,这是一套从四四制向三三制过渡的方案,由上到下做出改变,普通的士兵暂时没有明显的感觉,不会引起混乱。
为了解决营级单位兵员过多的问题,在营和哨之间增设一级编制,并借鉴卫所兵的称呼。命名为旗,一个旗下面设三个步兵哨,也就是说,每个营的基本编制是三个步兵旗,如果兵员较多,可以编为第四旗,第五旗。乃至独立成营。
其他兵种的编制更加灵活,比如像炮兵这样的特殊兵种,就要在三三制的原则下进行调整,两门重炮就是两个炮组,四门重炮就是四个炮组,都可以组成一个炮兵队。
编制的调整是一件大事。关系到部队的指挥系统是否通畅,官兵们需要一个适应期,楚军近期又招募了大量新兵,休整训练就成了全军的头号任务,掀起了新一轮的练兵热潮。
光练不打。部队就成了花架子。
光打不练,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提高。
打练结合。不断总结提高,才是楚军能够不断成长壮大的法宝。
在练兵的同时,楚军主力向湘赣两省的交界处不断移动,哪支部队完成整编,哪支部队就进入江西作战,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,先后有崇阳营等四五个营在吉安府一带集结。
汪克凡本人则坐镇长沙,派恭义营和蒲圻营攻打武昌府南部,并为李过和刘体纯的部队提供支援,从荆州府上游渡过长江,对孔有德的后方施加压力。
楚军主力进入江西后,湖南就会变得空虚,与其被动防守,不如抢占有利态势,对武昌府构成威胁,孔有德敢来打岳州府和长沙府的话,就打掉他的武昌府,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岳州府和长沙府都已经被打烂了,用来换湖北的几个州府不吃亏。
李过所部经过改编,被编成了大大小小八个营,李过、高一功、田见秀、袁宗第、张鼐、吴汝义、刘体纯、刘体统各成一营,但在习惯上,大家还是把他们叫做忠贞营,下层官兵里甚至直接称其为闯营。
李过等人不喜欢这个联系着过去的称呼,几次请求汪克凡下令禁止,但普通官兵们并不在乎,口头上仍然这么叫,闯营的名号反而越来越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过等人发现汪克凡对闯营没有任何歧视,在正式公文里从来不用闯营的名字,也就不那么紧张了。
加入楚军的湖南官军经过大幅缩编后,也被编成了几个营,王进才的部队被一分为二,他本人独领一营,另一个营的主将由他的把兄弟田能担任,曹志建的部队较少,也被编成了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小营,牛忠孝却把部队交了出来,请求辞去坐营官的职务。
他早年只是南阳县的一个捕头,半路出家才当上了军官,但由于能力不足,性格上又过于绵软,一直感到力不从心,加入楚军后,他的部队立刻成了全军的倒数第一,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,根本跟不上楚军的步伐,与其将来被淘汰,不如直接退出,还能落个更好的结果。
汪克凡对此当然表示欢迎,把他调到后勤部担任总提调官,仍然保留总兵头衔,原任总提调官程问调任参谋部,担任“参赞”一职,其实就是参谋长的角色。牛忠孝手下的一千多名士兵转为地方部队,主要军官都由楚军派遣,负责保卫衡州府的安全。
到了这个时候,楚军的步兵营已经超过了二十个,像汪晟、周国栋和谭啸等人,部下都指挥着两到三个小营,隐隐有了独立成军的雏形,他们再三向汪克凡请战,从吉安府北上南昌府,去救援不停求援的金声桓。
汪克凡却按兵不动。
一方面,他在等待衡阳兵工厂生产更多的燧发枪,尽可能为部队更换装备,另一方面,他在等待历史上另一件大事的发生——大同总兵姜瓖反正。
在真实的历史上,从1647年年末到1649年年初的时候,是南明的第一个抗清"gao潮",汉中的贺珍率先反正,紧接着江西金声桓,广东李成栋,最后是大同总兵姜瓖,以及襄阳王光泰、陕北王永强等小股的义军,都先后竖起抗清大旗,满清焦头烂额,左右支拙。
可惜的是,南明永历朝廷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反攻,金声桓、李成栋和姜瓖等人被清军各个击破,先后兵败身亡,永历帝走投无路之下,只好和大西军合作,封孙可望等人为一字王,成了事实上的傀儡。
大同总兵姜瓖,部下原来都是大明九边精锐,虽然到了崇祯朝后期,九边精锐的战斗力大为下降,却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,北方各省遭到满清蹂躏多年,士绅百姓对清廷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,姜瓖举旗反清后,立刻得到了山西全省乃至北方各地的响应,义军号称二十八万,很快占领了山西全境,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远在广东的李成栋。
山西紧邻河北内蒙,出了娘子关就是直隶腹地,距离后世的石家庄市很近,姜瓖反正之后,“京畿震动”,对满清的威胁极大,多尔衮亲自率领阿济格、尼堪、博洛、鳌拜等悍将前往征讨,并命令在陕西的吴三桂出兵配合。这个时候,豪格已经被多尔衮干掉了,多铎也重病将死,满清几乎是孤注一掷,抽调了北方的所有的精兵强将,从1649年1月到8月28日,清军用了八个月的时间,终于攻克大同,随即血腥屠城,姜瓖兵败身死。
姜瓖反正归明,是北方抗清力量的一次总爆发,在清廷的残暴统治下,无论文武官员还是士绅军民,都联合起来奋勇抗清,面对满清压倒性的优势兵力,仍然奋勇抵抗八个月,只是因为孤悬敌后,又没有得到南明方面的配合,最后才终于失败。
由于穿越者搅动历史,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,比如历史上有名的李成栋就没有反正归明,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将领,但是姜瓖身处山西,远离江南,和楚军没有任何交集,受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退一步说,就算姜瓖有什么变故,山西的抗清运动也必然会爆发,就像苏醒的火山一样,岩浆在山体里不停涌动翻滚,随时可能喷涌而出,没人可以阻挡。
阳历年和阴历年不同,到了隆武六年的冬天,黄历上显示的是十一月,换成公历的话就已经是1648年的12月,汪克凡判断姜瓖反正在即,金声桓也眼看坚持不住了,就亲自来到吉安府,率领汪晟等部五万余人,对包围南昌府的清军发起进攻。
沿赣江顺流而下,楚军连克吉水、峡江、新淦三县,逼近临江府的府城清江,距离南昌府的丰城县不过百里之遥。
此时的南昌府,已经被谭泰包围了五个月,清军分兵四出,扫除外围,切断南昌城同其他州县的联系。同时大肆抢掠,驱迫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挖掘濠沟,在赣江上建造了三座浮桥,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一餐粥,每天都有很多人突然倒毙,妇女由八旗兵各营分而取之,昼夜"奸阴",南昌周围数十里,田地树木,房屋坟墓都被破坏殆尽。
金声桓和王得仁仗着南昌城高墙厚,一直在坚持,但城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,他们多次率兵出城逆袭,因为没有援兵的配合,始终无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圈,只好紧闭城门,固守不出,又派出死士突围而出,再三向汪克凡求援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城中的粮食越来越少,米价涨到六百两银子一石,最后干脆断粜,金声桓和王得仁杀人而食,拆屋而炊,望眼欲穿地等待援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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