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外强中干
人无完人,有的人在某一方面造诣很高,但同时有一身的臭毛病,做出的事情往往令人不齿,就比如这个王夫之。
不过那都是将来的事情,王夫之现在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举人,初次见面,他品性如何暂时还看不出来,汪克凡也懒得管那么多,随口询问了几句他的家世学业,就和其他的举子说话去了。
这些举子来见汪克凡,一是出于礼貌,二是为混个脸熟,官场上同乡之谊是非常重要的纽带,汪克凡既是封疆大吏,又是湖广人,既然在半路上碰到,这些湖广举子当然要来拜山门……他们马上要参加会试,如果能跃过龙门,能结识汪克凡这样的朝廷大员当然是一件好事,如果落第的话,也可以到汪克凡那里谋个差事,以举子的身份踏入仕途。
所以在汪克凡面前,这些举子都尽量展现自己的能力。
来之前他们就做过功课,知道这位提督操江是武将出身,对八股制艺肯定不感兴趣,举子们就针对时局各抒己见,对湖广军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抨击。不过他们的观点都比较偏激,集中在吏治和军队管理方面,似乎只要搞个廉政风暴,把贪官污吏杀光就能解决问题。
看他们再说不出什么新意,汪克凡就把话题拉回即将举行的恩科,对几位举子勉励一番,又赞助了几十两银子,打发他们走人。
这几位举子的见识都比较平庸,或者说只会玩嘴炮。虽然高谈阔论,针砭时弊。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,汪克凡对他们不感兴趣。
大明的吏治积疴难返,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潜规则,只要是体制中的人,想办成任何一件事情,都要遵守这套潜规则,否则就会寸步难行……日积月累下来,所有的官员屁股都不干净。只靠杀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但是通过这场谈话,汪克凡也得到了很多信息,对湖广的最新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,再结合他掌握的其他情报,汪克凡得出结论,湖广的形势比预料中更糟糕。
从崇祯十七年开始,清军几次南下都没有把主攻方向放在湖广。明军也因此在湖广处于优势,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发展,湖广本来可以成为一块坚固的抗清根据地。
但可惜的是,何腾蛟经营湖广数年,始终忙于弄权,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问题多多。
在政治方面。何腾蛟对隆武朝廷阳奉阴违,和湖北巡抚堵胤锡貌合神离,还热衷于插手贵州东部,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……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,湖广在南明政权中非常孤立。而湖南湖北之间又有矛盾,官场中派系林立。内斗不止,对抗清斗争的严峻性没有深刻认识。
在军事方面,何腾蛟先是大肆收编军阀,比如刘承胤、黄朝宣、张先壁之流,后来发现这些军阀不好用,又大力扩编督标营等亲信部队。可惜他对军事管理一窍不通,手下又缺乏将才,把好几万大军都带成了一群兵痞,战斗力还不如那些军阀。
在何腾蛟手下的部队中,以王进才、郝摇旗所部的战斗力最强,军阀刘承胤等部居中,但是这些军阀之间也矛盾重重,为了争地盘,抢粮食不时发生摩擦,何腾蛟也弹压不住。
湖北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强,无论李过的忠贞营,还是岳州府的马进忠,以及堵胤锡本人的君子营,都是湖广官军中的佼佼者。
忠贞营的二十万大军占据荆州府和承天府,活跃在长江沿线,压得勒克德浑不敢出武昌府一步。但可惜的是,忠贞营没有一块稳固的后方根据地,仅凭荆州府和承天府养不起这二十万大军,部队的规模始终没有大的发展,武器装备也有所不足。
马进忠本来就不招何腾蛟待见,汪克凡离开湖广之后,马进忠也没了挡风墙,不断受到严重的排挤,只能被迫向堵胤锡靠拢,经过一番周折后,他的部队改归堵胤锡节制,但仍然驻守在岳州府。
堵胤锡在常德府编练新军,招募了五千青壮成立了“君子营”,在汪克凡、李过等人的帮助下,君子营的起点很高,训练严格,而且拉到湖北战场上打过几仗,真刀真枪和八旗兵较量过,也算一支强军。
当然,这个“强军”是相对的,忠贞营、君子营和马进忠等部还是差了一到两个档次,他们二十多万大军,才能对武昌府的勒克德浑略占优势,一旦孔有德的部队进入湖广,这种军事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。
总的来看,湖广的明军全加起来,比孔有德的清军也差了很多,哪怕再把恭义营加上去,也无法撬动实力对比的天平,而且湖广明军内部还不团结,搞不好就会被清军各个击破……
政治、军事都有问题,而在经济方面,湖广也碰上了大麻烦,尤其是湖南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。
这个年代的军费开支,除了少量武器装备之外,主要就是用来发军饷。湖广的明军总数将近四十万,每年需要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,而湖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两,远远不够用。
何腾蛟为此绞尽脑汁,除了他自己的督标营保证不断饷外,其他的军队能拖则拖,能扣则扣,尤其湖北的部队更是基本不管,但湖南的官军也有十好几万,还有一百多万两军饷的缺口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何腾蛟开征“义饷”,增收租税,每亩田赋较原额增加五倍多,又寅吃卯粮,提前预征明年的税赋,虽然如此,收入仍然不敷开支,又预征了后年的税赋……
如此横征暴敛,再加上贪官污吏浑水摸鱼,已经超过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,因为征收“义饷”家破人亡的事情屡有发生,普通佃户和自耕户卖儿卖女,逃亡离开湖南,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,家产急剧缩水。
在明代末期,地主用“田骨”和“田皮”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,在一般情况下,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“田皮”上,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,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。
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,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,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,也跟着大受损失,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。
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,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,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,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,让刘承胤、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“就食”,也就是自己想办法。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,强取豪夺,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,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。
在这种情况下,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,老百姓对官府不满,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,各地盗贼丛生,土匪横行,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,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,而王夫之等举子来告状,就是这个原因。
得民心者得天下,在清军即将南下的时候,湖南官府却失去了百姓和士绅的支持,未战已呈败象……
在湖北方面,情况要稍微好一点。
堵胤锡手下的兵马不多,百姓的负担虽重,还勉强能够承受。
忠贞营则把荆州府和承天府看成自己的地盘,不愿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破坏,就没有过度征敛,在堵胤锡的接济下硬抗……但这也造成部队长期欠饷,粮食物资严重匮乏,军心和战斗力都在下降,忠贞营虽然都是农民军出身,比较团结,也出现了溜号和开小差的现象。
总的来说,湖广内部矛盾重重,外部没有支援,军队的实力不足,缺乏粮饷物资,百姓的支持度也很低,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!
在朝廷里和汪克凡的身边,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,都认为湖广之战有败无胜,比如张家玉就认为,最好的结果就是守住衡州(今衡阳市),在湘南挡住清军的进攻,如果战事不顺利的话,清军甚至会攻入广西和贵州。
但是在文官和民间百姓中,却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,认为湖广明军大可与清军一战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,湖广的明军有将近四十万,占了朝廷官军总数的一多半,而孔有德加上勒克德浑,总兵力也只有十几万,以四十万对十几万,怎么也不会输得太难看。
汪克凡离开广东之前,对此就已经深有感受,朝廷里的大多数文官都对湖广之战寄予厚望,希望能通过这一仗稳住局势,甚至连隆武帝都在考虑打败清军之后,如何拿掉何腾蛟。
和那几个年轻举子谈话之后,汪克凡发现湖广士绅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。
平心而论,何腾蛟在湖南横征暴敛,虽然有一定的私心,但终归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上的失误,士绅地主有“田骨”“田皮”的保护,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最小,大敌当前仍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,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分暴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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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那都是将来的事情,王夫之现在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举人,初次见面,他品性如何暂时还看不出来,汪克凡也懒得管那么多,随口询问了几句他的家世学业,就和其他的举子说话去了。
这些举子来见汪克凡,一是出于礼貌,二是为混个脸熟,官场上同乡之谊是非常重要的纽带,汪克凡既是封疆大吏,又是湖广人,既然在半路上碰到,这些湖广举子当然要来拜山门……他们马上要参加会试,如果能跃过龙门,能结识汪克凡这样的朝廷大员当然是一件好事,如果落第的话,也可以到汪克凡那里谋个差事,以举子的身份踏入仕途。
所以在汪克凡面前,这些举子都尽量展现自己的能力。
来之前他们就做过功课,知道这位提督操江是武将出身,对八股制艺肯定不感兴趣,举子们就针对时局各抒己见,对湖广军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抨击。不过他们的观点都比较偏激,集中在吏治和军队管理方面,似乎只要搞个廉政风暴,把贪官污吏杀光就能解决问题。
看他们再说不出什么新意,汪克凡就把话题拉回即将举行的恩科,对几位举子勉励一番,又赞助了几十两银子,打发他们走人。
这几位举子的见识都比较平庸,或者说只会玩嘴炮。虽然高谈阔论,针砭时弊。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,汪克凡对他们不感兴趣。
大明的吏治积疴难返,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潜规则,只要是体制中的人,想办成任何一件事情,都要遵守这套潜规则,否则就会寸步难行……日积月累下来,所有的官员屁股都不干净。只靠杀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但是通过这场谈话,汪克凡也得到了很多信息,对湖广的最新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,再结合他掌握的其他情报,汪克凡得出结论,湖广的形势比预料中更糟糕。
从崇祯十七年开始,清军几次南下都没有把主攻方向放在湖广。明军也因此在湖广处于优势,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发展,湖广本来可以成为一块坚固的抗清根据地。
但可惜的是,何腾蛟经营湖广数年,始终忙于弄权,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问题多多。
在政治方面。何腾蛟对隆武朝廷阳奉阴违,和湖北巡抚堵胤锡貌合神离,还热衷于插手贵州东部,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……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,湖广在南明政权中非常孤立。而湖南湖北之间又有矛盾,官场中派系林立。内斗不止,对抗清斗争的严峻性没有深刻认识。
在军事方面,何腾蛟先是大肆收编军阀,比如刘承胤、黄朝宣、张先壁之流,后来发现这些军阀不好用,又大力扩编督标营等亲信部队。可惜他对军事管理一窍不通,手下又缺乏将才,把好几万大军都带成了一群兵痞,战斗力还不如那些军阀。
在何腾蛟手下的部队中,以王进才、郝摇旗所部的战斗力最强,军阀刘承胤等部居中,但是这些军阀之间也矛盾重重,为了争地盘,抢粮食不时发生摩擦,何腾蛟也弹压不住。
湖北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强,无论李过的忠贞营,还是岳州府的马进忠,以及堵胤锡本人的君子营,都是湖广官军中的佼佼者。
忠贞营的二十万大军占据荆州府和承天府,活跃在长江沿线,压得勒克德浑不敢出武昌府一步。但可惜的是,忠贞营没有一块稳固的后方根据地,仅凭荆州府和承天府养不起这二十万大军,部队的规模始终没有大的发展,武器装备也有所不足。
马进忠本来就不招何腾蛟待见,汪克凡离开湖广之后,马进忠也没了挡风墙,不断受到严重的排挤,只能被迫向堵胤锡靠拢,经过一番周折后,他的部队改归堵胤锡节制,但仍然驻守在岳州府。
堵胤锡在常德府编练新军,招募了五千青壮成立了“君子营”,在汪克凡、李过等人的帮助下,君子营的起点很高,训练严格,而且拉到湖北战场上打过几仗,真刀真枪和八旗兵较量过,也算一支强军。
当然,这个“强军”是相对的,忠贞营、君子营和马进忠等部还是差了一到两个档次,他们二十多万大军,才能对武昌府的勒克德浑略占优势,一旦孔有德的部队进入湖广,这种军事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。
总的来看,湖广的明军全加起来,比孔有德的清军也差了很多,哪怕再把恭义营加上去,也无法撬动实力对比的天平,而且湖广明军内部还不团结,搞不好就会被清军各个击破……
政治、军事都有问题,而在经济方面,湖广也碰上了大麻烦,尤其是湖南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。
这个年代的军费开支,除了少量武器装备之外,主要就是用来发军饷。湖广的明军总数将近四十万,每年需要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,而湖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两,远远不够用。
何腾蛟为此绞尽脑汁,除了他自己的督标营保证不断饷外,其他的军队能拖则拖,能扣则扣,尤其湖北的部队更是基本不管,但湖南的官军也有十好几万,还有一百多万两军饷的缺口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何腾蛟开征“义饷”,增收租税,每亩田赋较原额增加五倍多,又寅吃卯粮,提前预征明年的税赋,虽然如此,收入仍然不敷开支,又预征了后年的税赋……
如此横征暴敛,再加上贪官污吏浑水摸鱼,已经超过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,因为征收“义饷”家破人亡的事情屡有发生,普通佃户和自耕户卖儿卖女,逃亡离开湖南,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,家产急剧缩水。
在明代末期,地主用“田骨”和“田皮”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,在一般情况下,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“田皮”上,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,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。
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,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,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,也跟着大受损失,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。
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,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,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,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,让刘承胤、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“就食”,也就是自己想办法。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,强取豪夺,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,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。
在这种情况下,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,老百姓对官府不满,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,各地盗贼丛生,土匪横行,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,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,而王夫之等举子来告状,就是这个原因。
得民心者得天下,在清军即将南下的时候,湖南官府却失去了百姓和士绅的支持,未战已呈败象……
在湖北方面,情况要稍微好一点。
堵胤锡手下的兵马不多,百姓的负担虽重,还勉强能够承受。
忠贞营则把荆州府和承天府看成自己的地盘,不愿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破坏,就没有过度征敛,在堵胤锡的接济下硬抗……但这也造成部队长期欠饷,粮食物资严重匮乏,军心和战斗力都在下降,忠贞营虽然都是农民军出身,比较团结,也出现了溜号和开小差的现象。
总的来说,湖广内部矛盾重重,外部没有支援,军队的实力不足,缺乏粮饷物资,百姓的支持度也很低,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!
在朝廷里和汪克凡的身边,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,都认为湖广之战有败无胜,比如张家玉就认为,最好的结果就是守住衡州(今衡阳市),在湘南挡住清军的进攻,如果战事不顺利的话,清军甚至会攻入广西和贵州。
但是在文官和民间百姓中,却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,认为湖广明军大可与清军一战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,湖广的明军有将近四十万,占了朝廷官军总数的一多半,而孔有德加上勒克德浑,总兵力也只有十几万,以四十万对十几万,怎么也不会输得太难看。
汪克凡离开广东之前,对此就已经深有感受,朝廷里的大多数文官都对湖广之战寄予厚望,希望能通过这一仗稳住局势,甚至连隆武帝都在考虑打败清军之后,如何拿掉何腾蛟。
和那几个年轻举子谈话之后,汪克凡发现湖广士绅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。
平心而论,何腾蛟在湖南横征暴敛,虽然有一定的私心,但终归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上的失误,士绅地主有“田骨”“田皮”的保护,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最小,大敌当前仍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,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分暴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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